面，如果他所表現的，是一個較新建立的大國領袖，憑白手起家當上的，所以是一副大叫大嚷的尋釁態度，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奉行一種非常接近於法西斯主義以前的政策，即透過精心的策劃，充分運用外交上和軍事上的區區有限的資本。他宣揚軍國主義，要修改凡爾賽和約，繼續同法國算舊帳，在匈牙利和巴爾幹半島樹立他的政治影響，轟炸科孚島，對南蒂羅爾強行義大利化，可是他也謀求與英國建立友好關係，使義大利參加和平組織，例如洛迦諾條約，甚至還參加國際聯盟。但這種表面上的溫和當然不是由於道義上的顧慮，許多義大利人在其他方面與墨索里尼的看法並不一致，但都會同意他對道義上的顧慮的藐視，他們不無諷刺意味地斥之為可笑的“盎格魯…撒克遜”態度，其所以可笑是因為這種顧慮並不是偽善。墨索里尼自己的態度也並不意味著他會讓任何有權的機會溜走，即在國際渾水中摸魚，凡可以獲得的任何不值一顧的小事物，他都要撈取，只要不致捲入一場一級規模的戰爭。
1933年的納粹革命並不標誌著義大利政策的轉折點。法西斯要求修改凡爾賽和約的壓力為義大利和德國的修好敞開了大門，納粹黨人在1930年取得選舉中的區域性勝利後，德國和義大利的釋嫌修好便日益令人注意了。但義大利人起初卻低估了第三帝國及其元首的力量與野心，納粹對奧地利的圖謀又使兩國關係極度緊張。墨索里尼在1931年就和法國站在一起反對德奧關稅同盟，透過1934年3月17日的羅馬議定書又結成了“意…奧…匈三角聯盟”。當陶爾斐斯於1934年7月25日被暗殺以後，墨索里尼便派軍前往勃倫納山隘的邊境；他幾度聯合英國和法國試圖支援奧地利的獨立並抑制德國的重整軍備，例如1934年2月17日和9月27日的關於奧地利獨立的宣告，以及1935年4月11日至14日的斯特雷扎會議。可是，這些行動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他的“修改和約主義”或建立歐洲四強指導委員會的慾望，這兩者的動機在當初義大利建議的1933年6月7日的四國公約中已經可以看到了。
正是在這個要害上義大利和西方國家之間產生了衝突。義大利的發言人後來說，同意義大利在衣索比亞自由行動乃是1935年1月7日法意協定的不成文的補充，他甚至說，法西斯政府直到很晚很晚的時候還認為英法會寬容義大利的行動，以此作為取得義大利支援反對希特勒的代價；據說產生過一個誤會，因為英國的首相和外交大臣在斯特雷扎會議上都沒有明確地警告義大利。也很可能是1935年6月18日的英德海軍協定導致墨索里尼得出了英法之間不團結的結論，並認為英國已覺察到德國的實力在不斷增長，這就促使他不惜去冒侵略衣索比亞的戰爭風險，此後便又倒向了德國陣營。
從1936年到1939年之間，在整個歐洲局勢日趨緊張的背景下，義大利也曾試圖在它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上作一些修補工作。墨索里尼曾締結過1937年1月2日和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協定，但在1938年4月同法國開始的談判幾乎馬上就破裂了，因為凡涉及西班牙或按英意妥協方式同法國聯合的任何協定他概不接受。他由於聽到戰爭物資正在透過法國流向共和西班牙的報道而大為震怒，1938年5月14日他在熱那亞演說時竟宣稱法國和義大利是站在“敵對陣營中”的。法國和英國都承認了義大利對衣索比亞的主權，英意協定也於1938年11月16日開始生效，然而以此作為全面解決歐洲問題的前奏的希望並未實現。事實上，墨索里尼當時就告訴過齊亞諾，交換批准書絲毫不改變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在歐洲，其政策的基礎依然是德意軸心，在地中海，它與英國人的合作儘可能繼續維持，但法國仍然被排除在外，而且這時還正是義大利要向法國提出要求的時候。僅僅兩個星期以後，此項政策便由齊亞諾在法西斯議會上的演說中向全世界宣佈了，接著就是隨之而來的聽眾的大叫大嚷。
與此同時，納粹對義大利的追求卻取得了大不相同的結果。齊亞諾於1936年l0月訪問德國是友好姿態到達頂峰的時期，當時簽訂了一份秘密議定書，雙方就一些當前問題協調政策，還有便是墨索巴尼在11月1日提到軸心國的米蘭演說。在恢復友好關係的早期階段，齊亞諾和義大利駐柏林大使阿託利科在推動軸心政策方面較之後來在此項政策的危險性顯而易見時又抑制它要賣力得多。義大利於1937年11月6日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事前它還同日本談過中立和協商公約。同年12月，義大利又宣佈退出國際聯盟。1937年9月墨索里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