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去任職，可見知州對通判厭惡之深。
蘇軾在通判杭州期間並沒有任何政績，陳襄來杭後，把杭州城裡的六口老井挨個掏了一次，出水多了點。蘇軾馬上寫了一篇《錢塘六井記》。結果，被後世粉蘇者吹成“因法以便民”。
時，六井事，非大事。其時，凡大事均需上報朝廷，而蘇軾好吹，掏井事，被吹成了一利國利民的大工程，說六口老井修好以後，正好遇上大旱，“自江淮至浙右”，所有水井都枯竭了，結果水弄的比酒還貴。只因我們有了這六口井，結果有喝的有洗的麻事不缺。老百姓都“誦佛以祝公”。
然後蘇軾就發感慨了，說“餘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天下大旱是不常有的，但我們往往因為不常有的事情而忽略了喝水這樣緊急的事情，“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他把這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了。
2、他賑災事，前文說這是蘇軾第二次到杭州時，災害嚴重，冬春水澇，之後大旱。既如此，蘇軾第0746章蘇軾治西湖
幹嗎要乞開西湖？大凡大型的水利工程和重大建設專案，均在風調雨順日子好過時作為，哪有災荒年還大興土木的？這不是雪上加霜嗎？
其實，歷史上的記載，說，蘇軾第二次到杭州時，災害嚴重，冬春水澇，這都是蘇軾的自說自話造成的。在這個年代，包括之後的幾百年，一州之長，上書朝廷，寫的是什麼，普通老百姓是不知情的。後人只是依文人的記載為準，哪知當時的實情。關於現在的蘇軾，所在的杭州，有沒有災，這不重要，這本就是這通訊不發達、文化不普及的年代的黑洞。蘇軾為得到朝廷的錢糧，不顧與之矛盾的大搞水利疏浚的事實，說，杭州和兩浙災了。而歷史上就有記載，當時的侍御史賈易、楊畏、安鼎就曾聯名上書駁斥蘇軾關於兩浙災荒的上書，說，情況不實，並要求朝廷重新調查核實。
縱觀蘇軾的一生，每到一地，就伸手向朝廷要錢要糧要政策。現在在杭州的蘇軾，他是兩浙路的一把手。兩浙路包括後世的浙江省、江蘇省的南部、還有安徽省和江西省。這裡，有“蘇杭”兩個“天堂”；這裡，有富饒的杭嘉湖平原；這裡有“蘇常熟；天下足”。無論如何想不通，騰挪轉移，蘇軾抱著金飯碗，還要向中央“乞”，這不跟後世那些包二奶、養小三、住洋房、開小車的職業乞丐一樣了嗎？你蘇軾，身為父母官，不思發展民生，就知吃飯伸手，宋之士大夫，五穀不分，四肢不勤，可見一斑；又，其，毫無責任感，不思努力奮鬥，啃爹啃中央，紈絝加無賴，還要築牌坊，此風盛行，宋，哪能不亡？且，即使“浙西有荒”，你“蘇常熟”，幹嗎不“騰挪”？
王木木看了眼現下的杭州，既非荒年（荒年還在三潭印月吃三壇酒？荒年還在蘇堤大吃東坡肉？），也非大豐收日。至於決定用修葺官舍的錢買米賑濟飢，觀蘇軾的一貫言行，不可信。至於反覆上疏，減賦稅，免積欠，加大倉米購入，撥米賑饑，等等，均屬無事生非。蘇軾不想無為而治，他要在專案中獲利，所以，朝廷既收到了荒情奏請，又矛盾地收到了乞開西湖狀。這個年代大宋的兩當家人，是兩女人，是兩蘇粉，是不懂油鹽柴米的宮中人，看不出貓膩，被他糊弄了。
說蘇軾“勤政為民”，呵呵，看看吧。先看看，蘇軾是怎麼來到杭州的吧！蘇軾第一次來杭時，外放令已下，蘇不想走，“自此留京師幾一載”。直賴了一年，厲害不厲害？王木木都想去吏部問一問，蘇軾這一年的年薪是該在汴京領，還是該在杭州領？蘇軾直至“明年夏末秋初”才扭捏著赴任。途中，還狂玩，在泗州，作《泗州僧伽塔》。又去灌酒歐陽修，而且還是花酒，在潁州西湖之上，蘇軾“插花起舞為公壽”，歐陽修“醉後劇談猶激烈”，結果把歐陽修灌得起立時摸不著船幫，險些跌進湖中，以至蘇軾走了不久，歐陽修也就一病歸天。呵呵，好一個“勤政”！好一個“為民”！
自知於“政”“無術”的蘇軾到杭後，就是玩。玩和尚，玩小妞，玩名士。他在“春時每遇休暇”，與民同樂，“必約客湖上”，在“山水佳處”，“群妓畢集”，酒足飯飽後，“營妓皆出境而迎”，“每客一舟”，“各領數妓任其所適”，隨便去何處，隨便搞什麼。爽完後，再“鳴鑼以集”，同志們再回酒樓，吃喝到深夜，“極歡而罷”，“列燭以歸”，以至“士女雲集，夾道以觀”，蘇軾領“千騎騎過”，風頭出盡，“實一時盛事也”。所以，親民，愛民，要搞清民的概念，在宋，民有士農工商，無固定資產者，皆為從賤業之賤rén。蘇軾禮不下賤rén，他親的是“士”與“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