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呂公著回開封后，就在門下侍郎的位置上發表了他的第二篇奏章，即著名的《請更張新法》。 此章，開篇就把王安石罵了個狗血淋頭：“……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業，閭里怨嗟。”之後長篇累犢向各條新法排頭砍去，把它們比做社會毒瘤，一定要儘快剷除。
這篇奏章是面旗幟，本人讀得神清氣爽，看到了恢復舊法的曙光。多年來被壓制的舊黨們也眼前一亮，看到了反**攻倒算的希望。
可是現實是無奈的，不管司馬光有怎樣的抱負，本人有多大的權柄，神宗留下的領導班子還在，蔡確、韓縝、章惇乃至於中層的幹部人員都是新法集團的，對舊黨的反**攻倒算不以為然。
還好，咱請出的司馬光夠牛，他神聖地提出了一個大公無私的建議：“太后，群眾的眼光是雪亮的，請下令大開言路，讓天下人暢所欲言吧。”
於是，全國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樣飛向了汴京，我挑了些全是贊同結束新法的。藉助這種輿**論，司馬光趁勢把變法前被趕出京城的同黨都召回了開封，把他們一個個安插進了重要部門。劉摯、趙彥若、傅堯俞、範純仁、範祖禹、唐淑問成為臺諫，把持言官口舌；呂大防、王存、孫覺、胡宗愈、王巖叟、蘇軾、蘇轍進入六部，隨時候補中樞；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元老為國家諮詢政務，像元老院一樣地位超然。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司馬光就準備就緒，要對新法開刀了。
至此，新黨緊張了，趕緊反撲，給我出難題了，說：“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謂孝也。”
此話不錯，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孝”字是儒家學說的核心要素，誰要在這上面含糊，那就國將不國了。當時我有點懵，咋辦？我請教了司馬光。這個名義上的純儒，這個道德上圓滿無缺的完人，他曲線救國了，他說，我們可以這樣說，廢除新法，並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親愛的媽媽高太后的名義進行的。並特別註明，雖然是改動了神宗的法規，但並不是說神宗有什麼錯。錯都在王安石、呂惠卿，神宗是被他們矇蔽欺騙的。呵呵，司馬光不虧是靠砸缸上位的，有計謀。
本人很欣賞司馬光，大儒如此說，也等於是說我高某不必“夫死從子”，即使垂簾攝政，也能“以母改子”，權莫大矣，爽啊！在神宗離開的這些日子裡，我有權了，大儒俊才，一一的跪拜在我的石榴裙下，爽！
司馬光一刀一刀的砍向了新法，保甲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相繼作廢。司馬光搞定這四項後，國家的軍政商農大變。新黨的蔡確、章惇大怒，對方圖窮匕見，上來就要分生死！他們小心了。
新黨一步錯、步步錯，還沒來得及反擊，司馬光的節奏決定了一切。在對手掉以輕心中，司馬光在神宗首相蔡確應作神宗皇帝的山陵使這一慣例上，設了個陷阱。讓舊黨裡新上任的臺諫官們藉口蔡確身為山陵使不守夜、不扶棺、不辭職（按例身為山陵使的相爺，事畢當辭相）。此乃大不敬也。於是被罷相，貶職陳州。這時，舊黨風光大好，新黨失去了黨魁，司馬光借勢對王安石新法的核心青苗法、免役法、將官法三法下手了。
這三法是重中之重，直接影響國計民生。同時由於它們在新法裡的地位，只要它們還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運轉，宋朝政治的主體，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跡。
司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極短的時間裡把它們廢除。因為他實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剛過，形勢空前大好，他的身體卻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人之將死，失落了15年的怨毒、憤恨、不甘、絕望、等待等負面情緒使得他在臨死前更加兇殘、瘋狂。
痛並亢奮著，這是司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間的心靈寫照。他很快就要油盡燈枯了，為了成功，必須和時間賽跑。
司馬光連續寫了兩篇奏章，都是針對“免役法”的，內容很複雜、目標很明確，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縣必須在5天之內廢除免役法，恢復募役法。
這個訊息傳出去，宋朝人的腦子全體爆炸了。宋朝有多大，這樣的疆界，這樣眾多的官員，要怎樣調配、實施，才能在5天之內完成這種目標？
役法與稅法，是國家的根本。現在要換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給了5天的時間！這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歷史上除了應付亡國級別的戰爭，從來沒有這樣頒佈法令的。5天，把開封城裡的命令傳到帝國各處邊境都不夠用。
這麼說，司馬光真的瘋了嗎？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