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場合”去，這個很不錯，這時，他們可以正當地走出神學院，然後要麼坐在小酒館裡，或者坐在律師家裡喝著果子酒，不用考慮伯克會從他的小藏寶箱裡拿出什麼來向他們展示，而是爭論著關於康德、席勒和舒巴特的問題。下午2 點到6 點安排有練習課——
“則每半個季度由這些教授在教會高階監理和院長的監督下進行考核和排名，在透過各項測試、公開測驗並參照哲學系內部在這之前的最後一次排名成績，他們可以獲得碩士殊榮。
此後，他們將學習神學，作為他們的主要專業，並將在三年內在這個系的教授那裡完成所有的課程……這三年過後，他們將受到公爵的教會監理會召喚，前往斯圖加特去參加主要測試。如果他們透過這次考試，則將獲得處理部級事務的許可。他們通常作為助理牧師被移交給州里年長或者疾病纏身的神職人員，或者他們將獲得一個空缺的職位，直到該職位被人重新佔領。一些人將獲准離開，並在公爵領地之內或者之外擔任太傅或者私人家庭教師——”
——就像荷爾德林那樣，他在大學學習期間就已經在為他最終的逃亡做準備了。在別人的建議下，他提前中斷了為期3 年的學習期限，並第一次嘗試著在夏洛特· 卡爾布家裡當起了私人教師，簡單說來就是家庭教師——
“——那些因學科成績好、勤奮和道德品質高尚的學生則具備了成為助理教師的資質。” 就是這樣，誰樂意屈從，誰就有能力把所學的繼續傳遞下去——這是一個任免的預設傳統。
我自問，這些人是如何理解時間的，他們被矇蔽起來了。斯圖加特的專制主義君主精心創造出一個由最高地位的人統治的時代：沒有持續的興奮狀態，也沒有騷亂。
荷爾德林還在毛爾布隆的時候，1787年5 月，受人欽佩的舒巴特在經過10年的監禁後從霍恩阿斯佩格被釋放出來了。寄宿生們應該談論過這件事，這是一定的，並且為此感到高興。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把這次釋放看成是一次政治行為，而更多的是看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那麼，他們當中有沒有一些人覺得自己也是被囚禁者呢？
起初，這種狀況在蒂賓根沒有發生改變。老師們大多數“保持著學術方面的靜止狀態”，他們朝後看，不敢與新鮮事物打交道，遵守著傳統。這樣的狀況沒有能夠持續多久。尤其在助理教師當中有一些比較進步的人，比如，他們研究了沉寂而遭到貶損的康德，並被他的思想所主導著。合乎道德的行為的特權很快受到了激烈的討論，這遠遠比伯克、或者後來弗拉特的教條主義，要打動神學院裡的學生們。
院長克里斯蒂安· 弗里德里希· 施努雷爾無疑是所有老師當中最開明的一個。他不是神學家，而是東方學家，他允許學生有一定的自由，做出的反應很具有啟蒙意義。當法國革命的熱潮蔓延到蒂賓根時，他完全是獨立自主地經受住了公爵的考驗。
我現在又得說到荷爾德林了，雖然他一再抗拒修道院裡的強制性勞役，也向在諾爾廷根的母親建議了終止大學學習從而改學法律。但是他還是比較幸運的，與他離得最近的人對他一直都是友好的，在瑪格瑙和諾伊弗身上，他看到了與自己想法相同的人，“我們有著三個身體，一個靈魂。”
Ⅰ 友誼（4）
兩個人都比他高兩個年級，瑪格瑙不是那麼機靈，位居路德維希· 諾伊弗之下。雖然諾伊弗在這個3 人聯盟當中說了算，中規中矩地寫了一首接一首的平庸詩歌，並與某些文豪保持著聯絡，但是他仍然把荷爾德林看成是他們的詩人，並讓他成了他們友誼的中心點。
我開啟這些圖片，就彷彿在翻閱一本相簿一般。我熟悉這些臉龐，只是不同的是，我從未在它們活生生的時候碰見過它們，我只是從自己對它們一次又一次好奇的注視之中回憶起它們，只是油畫、版畫、剪紙上的臉龐，它們可能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而也只是憑著記憶或者是按照一個糟糕的展覽模型畫出來的，這些臉龐很難還原出任何關於那個人的資訊，那個曾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存在著、說著話、思考著、感覺著的人的資訊。我知道，我的記憶將我所熟悉的人、親戚、朋友以及見過的人的面部特徵投射到這些沒有生命的東西之中，我將它們進行比較，雖然我不允許自己這麼做。他或許有一點點與他相像的地方，也是那麼容易衝動並且有一點膚淺，虛榮心受到傷害後也會被激怒；而她是那種一直靜靜地在旁邊坐著的型別，面帶微笑。沒人知道他們在思考什麼，還是隻是因為愚蠢才傻笑。這都是一些挖空心思想出來的臉龐，就彷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