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年，我在社會這個大課堂裡也學到了不少人生經驗，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在農村那幾年讀的是“早稻田大學”。
我在插隊的時候，因為體檢老是不合格，當地一些關心我的人總是勸我辦病退，但是那時候不但我下鄉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別的農村去了，我退都沒有地方退。如果當時家在城裡，也許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個樣子。如果沒有“文革”，我的人生也會是另外一個樣子。按照我的情況，如果沒有“文革”，大概會小學、中學、大學一直讀下來。如果一直讀下來，也不可能形成我對於社會對於人生的這種感悟。我下鄉的那個時候，絕大部分知青下鄉的時間都很短，下鄉時間長的絕大部分也都是在兵團，在由知青組成的小社會里面生活，並不是真正地和農民在一起。一般來說，插隊的時間都很短，在兵團裡的知青號稱是農業工人，算是就業的，八小時工作制，也比較有保障，讓我們那些插隊的知青很羨慕。但是到了後來真正吃虧的卻是那部分人，因為算是已經就業了的，所以招工招乾的機會很少，一待就是九年十年。像我這樣在農村一下子就待了九年的插隊知青也很少。
秦暉：與黑暗擦肩而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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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一下子待九年絕對不是我的願望，但是也沒有辦法。我在農村的時候跟當地的農民關係都不錯，老鄉們都認為我是不錯的人，但是他們認為我不太適合在農村幹活。道理挺簡單，因為我只有一隻眼睛有視力，看東西沒有立體感。在山裡走路總是深一腳淺一腳的，容易摔跤。他們一有招工的指標就給我，也是因為體檢的原因一直沒有弄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為體檢不合格被退了回去。在走之前，我已經是插隊的那個地方知青積代會的代表，因為被招走了，所以我也沒有去參加。我回到縣城的時候，正好趕上他們開積代會，知青們聽說了這個訊息，都感到很憤怒，還跑到縣委書記那裡去請願，質問他們怎麼能這樣幹呢。後來還是我息事寧人，說：“既然他們不願要我，我也懶得去。”不過我也覺得很氣憤，我雖然也很想當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我也不願求著他們要我。
我在農村期間，應該說表現一直不錯，那個時候很多表現不錯的人成了積極分子，後來那些積極分子雖然也一直在農村，但是他們在農村的身份已經變得比較特殊，成了所謂的“知青官”。我雖然一直表現不錯，但是一直被認為沒有什麼政治發展前途，既不喜歡領導別人，也沒有什麼所謂的組織能力。所以一直在生產隊裡，基本什麼官也沒有當過。在生產隊，差不多所有的技術活我都幹過。我曾經幹過三年的生產隊衛生員，也就是今天人們講的所謂“赤腳醫生”。最近幾年有一種關於合作醫療的神話，由於有那樣的經歷，我覺得對於這個事情我是很有發言權的，我知道當時的合作醫療是怎麼回事。我還曾經安裝過我們那裡第一座小水電。當時的情況是，無論是招工還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種有實際利益的情況，實際上既不是按照業績標準，也不是按照政治標準，而是按照權力標準。拿衛生員的例子來說，在沒有任何待遇的情況下是我當的，後來生產隊的衛生員有了一些補貼之後，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換了一個跟生產隊長有親戚關係的人。其他的情況也是這樣。
我也有過幾次招乾的機會，有一段時間我曾經對於文藝寫作很感興趣，寫了一些當時的演唱材料。當時中國的文藝現在看起來很滑稽，主要是演給上面的人看，各級文工團的主要任務就是組織每年一兩次的地區調演、省調演，以便在調演中被領導賞識，某些節目可以評獎。那時候縣文化局都有專業創作組，但是專業的文化在當時被認為有侷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層的人來做這些事情，我當時就做過幾次。後來縣文化局打算留下我，但是後來也是因為招幹指標的問題沒有留下，指標總是要考慮各種各樣的關係。在那段時間裡，我有了一個類似於人類學調查的機會。當時我們搞了很多采風，蒐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壯劇、壯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舊之後看不到的東西。當時縣文化局也有一些這方面的專家指導，他們對於地方文藝比較瞭解。我們採集的東西在當時看起來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過因為懷著“為人民服務”的熱情，搞得都很認真。由於我們那些人在下鄉之前接受的東西都是一些正統的居多，所以回過頭來想，在當地的農民看來，我們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經。農民在一起扯東家長西家短的時候，我們總是不感興趣；農民唱“酸曲黃歌”，我們總是不搭腔。只有在農民談什麼歌頌共產黨的，我們才有一些共鳴，但是這種東西只是在報紙上有而已，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