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2 / 4)

小說:一個人的吶喊 作者:

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噱?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

。。

毀壞這鐵屋的希望(8)

信中說的“浮筠”,即當時北京大學理科學長夏元瑮。胡適1936年1月2日的信中又說:

獨秀終須去北大,也許是事實。但若無三月廿六夜的事,獨秀儘管仍須因五月(按:應為六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湯兩公不會使我感覺他們因“頭巾見解”和“小報流言”而放逐一個有主張的“不羈之才”了。

我並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謂“公人”(Public men),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

胡適的這些話,說得真好:當時一些人借私行為攻擊陳獨秀,實質是舊派人物攻擊新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一種手段。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戰勝了同盟國。1919年1月18日凡爾賽和會開幕。中國曾經對德奧宣戰,也作為戰勝國出席和會。和會決定將戰敗的德國根據1898年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在我國山東攫取的各項特權,完全讓與日本,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訊息傳來,國人無比憤慨。5月4日,北京各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門前###,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取消二十一條”等口號。會後遊行,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要去向日本使館抗議示威。遊行隊伍中有人舉著一副十分引人注目的“輓聯”: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輓聯”的上款是:“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學界同挽”。

遊行隊伍無法進入使館區,於是就到趙家樓曹汝霖宅。沒找到曹汝霖,卻遇到了駐日公使章宗祥,憤怒的學生就把他痛打了一頓。一些人搗毀了曹家的一些器物,還放起火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就這樣轟轟烈烈地開始了。這天有三十多個學生被捕。學生舉行了總罷課。6月3日4日學生在街頭演說,又有七百多人被捕。陳獨秀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了幾項最低要求,包括: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免除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等幾項。6月11日晚9時,他在北京前門外新世界遊藝場散這張傳單的時候,被京師警察廳便衣密探抓住。關了幾個月,經多方營救。9月16日獲釋。他從此離開北京,到上海去辦他的《新青年》去了。

在上海,他不斷寫信來,約魯迅為雜誌寫稿。例如,1920年3月11日他給周作人的信中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同年8月22日他收到魯迅寄來的小說稿《風波》,即寫信給周作人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給周作人的信又說:“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十多年之後,那時陳獨秀已經關在國民黨的獄中了,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深情地說:“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1919年的8月間,魯迅兄弟賣掉了紹興的故宅,合買了北京西直門內公用庫八道灣十一號羅姓的房屋,作為全家的住宅。12月1日,魯迅動身回紹興去。二十四日,他侍奉母親,帶了妻子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啟程到北京去。這是他最後一次回到故鄉。他將這一次回鄉的事寫成小說《故鄉》其中說:

我這次是專為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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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這鐵屋的希望(9)

在這篇小說裡,除了宏兒這個人物是虛構的以外,幾乎是如實地記述了這次搬遷的經過。

在這篇小說裡,魯迅以他童年時代的好友章運水為原型,塑造了閏土——一個樸實、勤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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