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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麼一來，忽而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未莊人卻都是他的俘虜了。他得意之餘，禁不住大聲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莊人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這一種可憐的眼光，是阿Q從來沒有見過的，一見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裡喝了雪水。他更加高興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
顯然，阿Q弄不清楚革命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對改善自己處境的要求卻是真實而且迫切的。
當他滿懷希望前來投降革命黨的時候，革命黨假洋鬼子卻不准他革命。
小說這樣介紹了革命之後建立起來的新政權：“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這一夥“革命新貴”上臺之後幹些什麼事呢？舉人老爺為了要追一個農民“祖父欠下來的陳租”，可以把這人抓來下到獄中。而阿Q，竟被這個革命政權為了示眾的需要誣為盜匪槍斃了。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
設想一下，假如阿Q的命運不是這樣悲慘，他的革命竟然成功了，那麼，情況會怎樣呢？小說是這樣回答的：
這時未莊的一夥鳥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麼？王胡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
東西，……直走進去開啟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裡，——可惜腳太大。
夠了！阿Q王國的政治綱領就是如此！小小一個阿Q何足道哉，天王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後的作為，不就是一個放大了一百萬倍的阿Q嗎，那時，革命尚未成功哩。
阿Q就刑之際，說了句頗有點英雄氣概的豪語：“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恐怕真是會這樣。一個阿Q倒下去，千萬個阿Q站起來！魯迅是預見到這一點了的。他在《〈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中預言：
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
阿Q和綏惠略夫（2）
他這些話是1926年寫的，到了1933年2月21日，他同美國朋友斯諾有一次談話，斯諾問他：“你認為在中國阿Q依然跟以前一樣多嗎？”魯迅大笑道：“更壞。他們現在管理著國家哩。”在魯迅看來，當時國民黨的統治就是阿Q的統治。
魯迅以極大的藝術力量和思想力量創造了阿Q這個具有廣泛概括意義的典型形象。作為阿Q性格特徵的是著名的“精神勝利法”，他能把所遇到的一切糟糕的事情都解釋成為自己的“勝利”。他是這樣的窮困，可是他說，“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或者說，“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這些不著邊際的想法使他得到一點寬慰。這樣，他在現實中遇到的種種困頓和屈辱都是可以忍受的了。他被人打了，就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這樣想了一想，他又覺得自己是勝利了。他甚至因為自己比一切人更能夠自輕自賤而感到驕傲。這真是驚人的自欺和麻木！這一方面是他無力反抗的反應，一方面也使他不再想到認真的反抗。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談到拜倫的態度：“苟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這也就是魯迅自己對待阿Q的態度吧。不幸的阿Q，你怎麼這樣沒出息，怎麼不起來鬥爭啊！
阿Q這個形象的創造，和魯迅長期對中國“國民性”的探索有明顯的關係。他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說了，他創作這部小說，是要“寫出一個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