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後來他在《偽自由書·再談保留》一文中更說，他寫《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他把他認為中國“國民性”中一些最嚴重的弱點，例如安於困苦的、不公正的現狀，並且尋找種種“理由”來安慰自己，或者從欺凌比自己更弱的弱者來求得補償，得到滿足，等等等等，集中地反映在這部小說中。
阿Q這形象的典型性，可以從《阿Q正傳》在報紙上連續發表時所引起的反應中看出來。1926年8月21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上刊有涵廬（即高一涵）的《閒話》，其中追述到《阿Q正傳》發表時的情形：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只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隱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宣告說不是罵他。
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出阿Q這個形象在反映國人魂靈方面的成功。這些人一看了小說就能夠對號入座，感到寫的是自己，不就是因為他或多或少具有阿Q的性格和行狀麼。在《〈阿Q正傳〉的成因》這篇裡，作者說，“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裡，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他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又說，“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假洋鬼子這個形象很值得注意。就社會地位來說，他本是地主豪紳階級的一員。當舊社會面1925年5月28日為王希禮的俄文譯本《阿Q正傳》攝。魯迅還為這個譯本寫了序言和自敘傳略。臨崩潰，革命風暴起來的時候，從這個階級中確實也能夠分化出真正的革命者的。但是假洋鬼子並不是這樣的人，他所需要的，根本不是革命，而是把他那養尊處優的生活條件和可以剝削和統治他人的地位繼續保持下去。當然，假如有一種什麼“革命”，不但不觸犯他的既得利益，反而可以增加他的利益，不但不會動搖他的優越地位，反而可以鞏固和加強他的這種地位，那麼，他還是可以接受、歡迎、乃至參加這種“革命”的。武昌起義爆發，未莊的趙太爺之流在革命的風聲（十分抱歉，委實不好說是風暴）中間，感到片刻驚惶和危懼的時候，假洋鬼子卻長袖善舞，進一趟城，弄來了“柿油黨”的銀桃子，這也就更加重了他那根哭喪棒的重量。據他自己吹噓，還居然可以“洪哥洪哥”的同革命新貴拉上關係。總而言之，儼然革命黨了。他這革命黨也委實做得過，不但決沒有“嚓”的砍掉腦袋之虞，而且頭一件“革命行動”就是一下子從靜修庵的老尼姑那裡革來了一隻宣德爐：頗值幾個錢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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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綏惠略夫（3）
這就是假洋鬼子的革命。假洋鬼子的革命既然是這樣，他當然不準阿Q革命了。倒是趙太爺他們，經過假洋鬼子的撮合，都“鹹與維新”，繼續統治著未莊。
阿Q和假洋鬼子這兩個人物對待革命態度的不同和在革命中遭遇的不同，深刻地反映出了辛亥革命的歷史。魯迅逝世後不久，在籌備編印《魯迅全集》的時候，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曾提出要抽掉《阿Q正傳》這篇作品，理由是歪曲了辛亥革命。
《阿Q正傳》是以幽默的筆調寫深刻的反思，顯示出了作者對歷史和現實過人的洞察力。這並不是輕鬆的、叫人“開心”的文章。從第二章起，它就不再在“開心話”專欄刊出，移到“新文藝”欄去了。
羅曼·羅蘭。他看了《阿Q正傳》的法文譯稿，就把它推薦給巴黎《歐羅巴》月刊發表。當《阿Q正傳》還只在《晨報》上發表到第四章的時候，後來也成為著名小說家的沈雁冰就稱它為傑作。在1922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二號上，他在答覆一個認為《阿Q正傳》“諷刺過分”，“稍傷真實”的讀者來信中說：
至於《晨報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傳》雖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來，實是一部傑作。你先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