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目、組織宣傳、組織義賣、捐款、舉辦各種型別的學習班等，她都是積極分子。這期間她的孩子們漸漸長大了，先後都考入高等院校讀書，陸續走上工作崗位，這樣她更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社會工作了。在她看來，這種義務性質的社會工作很開心，很重要，很能發揮自己的特長，這種情況一直到“文革”爆發。
奉獻使她更美麗
嚴仁美在23歲生日時，趙四小姐趙一荻（吳靖的丈夫趙燕生的親妹妹）送她一本非常精緻的日記本，從此開始記日記。這本日記本記了5年。到她28歲生日時，孔令儀又送了一本，又記了5年。第三個5年的日記本也是孔令儀送的。再後來的日記本是一個親戚、在東亞銀行任職的簡悅強先生送的，因為該銀行每年過年的時候總會印一些小日記本分送客戶，嚴仁美每年會得到一本，所以後來的日記是一年一本，一直到十年浩劫降臨，那時他們已經搬到衡山路上的西湖公寓。
“文革”中嚴仁美知道這幾十年的日記是禍害，趕緊撕的撕，燒的燒，處理乾淨。但是前面那厚厚的三本日記本是精裝本，皮封面，共6片。內容撕碎了，封面卻撕也撕不碎，燒也燒不成，還不敢隨意往垃圾桶裡丟，那年頭垃圾桶裡也會有人去檢查。後來竟是分別託了六個人分六次帶出去扔掉，總算沒有出事。六十年代末，形勢稍微平穩些了，她積習難改，又開始記日記，這一記又記了幾十年，雖然都是個人經歷，但處處有著時代的烙印。
“文革”中她家所住的天平街道是重災區，無可逃脫地被抄家。丈夫單位只發給他們每人15元生活費，兩人每月只有30元錢，這點錢連付西湖公寓的房租都不夠。好在孩子們都工作了，有的在北京，有的在武漢，也有在上海，孩子們每月給他們寄錢過日子。
由於嚴仁美長期積極參加里弄的工作，全都是義務勞動，不僅從不拿一分錢，還經常參加捐款捐物，所以在里弄裡跟大家關係處得很好，受到大家的愛戴。幹部們無論是街道里弄的，還是市委統戰部或是僑聯、婦聯的，都稱她為嚴大姐。在天下大亂的那些年頭，里弄幹部和大媽大嫂們主動來保護她，使她從未捱過批鬥。一旦風聲緊了，就會有人用各種方式來通風報信，她就會提前從後門躲出去。
粉碎“四人幫”以後，她又恢復了過去的活力，擔任了徐彙區天平街道僑眷聯誼小組的副組長（正組長是榮漱仁，她們當年是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學）。除了聯絡僑眷，組織僑眷參觀學習，爭取海外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她本人還親手辦起了兩個實業，一是開在建國西路上的“僑友服務社”，是僑眷集資辦的小賣部，她是法人代表。她憑著人頭熟的關係優勢，常能批發到市場上的緊缺商品，如絲光毛巾、精紡絨線、優質煉乳等，因此效益非常好。二是在高安路辦了一個“僑星託兒所”，她任副所長，招收了40名幼兒，因高質量的伙食和幼兒教育享譽當時。
這兩項實業，不知花費她多少心血。所賺下的利潤，全部用來聯絡僑眷，組織僑眷外出活動。辦“僑友服務社”時，為了節省開支，她甚至會跟同事一起，一左一右地坐在“黃魚車”兩邊，到浦東去批貨……因此她所在的僑眷小組，活動最豐富多彩，年年被評為先進組織，1983年還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集體。
遠在天涯海角的深情厚意
改革開放以後，嚴仁美夫婦可以到海外走走了。在走親訪友的同時，他們不忘聯絡愛國華僑，介紹國內情況，爭取他們回國觀光或投資，為國家建設做貢獻。
1980年春節，她和丈夫一起去香港探親訪友，受到親戚朋友們的熱情款待。他們的多年至交宋啟勳（美孚石油公司遠東總裁）夫婦親自到火車站接他們，並安排在他們家住，當天就陪他們去逛街。在他們親友的想象中，大陸歷經過很多政治運動及自然災害，尤其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生活很苦，他們一定憔悴得像難民，因此都帶了舊衣服和食品前來探望。見面時，想不到他們身體比香港人還健康，穿著在香港也算時尚的，都十分驚奇。他們原計劃在香港玩兩個月，結果一住就是半年。東亞銀行總裁簡月強先生還給李祖敏在銀行裡找了一個職位，安排了一個寫字間。張大千從臺灣打電話給他們，並託人帶了一張畫送給他們，在電話中關照說：“你們把畫賣了，用錢可以舒服些。”但他們至今還珍藏著，作為紀念。
後來宋啟勳先生又幫他們在香港移民署申請到了“回港證”，希望他們今後就在香港生活，不要回上海了。當時從大陸申請到香港是非常困難的，大多數人到了香港就不再回大陸了。但是嚴仁美和丈夫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