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向的比較很片面，倘若我們橫向地比較不同時期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就能
明顯地發現：不同時代的政府所擁有的發展機遇是很不一樣的，當今我們的機會在100年前絕對沒有。100年前，西方國家自己還沒
有完成其工業基礎的鞏固建設，還沒成熟到可以把製造業往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地步。因此，今天中國的成功模式是晚清無法效
仿的。
隨著工業技術的成熟，西方國家透過製造業能得到的利潤越來越少，於是它們開始將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移植到像中國這樣的發
展中國家，由此我們獲得了發展的機會，這種機會是晚清和民國時期都沒有的。與此同時，西方國家今天集中精力於產業鏈前端和最後端
的發展，最前端包括理念的創新、最新技術的發明、智慧財產權的維護、企業融資、資本市場等，最後端也就是營銷，這兩部分是經濟增加
值最多的階段。再有，它們更加強調各種制度的完善，並不斷追求經濟增加值和利潤率最高的領域。
開放與財富
中國應追求哪種國際秩序？
既然今天的發展機會是來自於過去幾百年西方與國際社會共同建立的秩序，也來自於西方技術創造的工業化基礎，那麼在我們的
國際戰略與外交政策上就應該以保護和改善這種秩序為基本立足點，至少不應該去主動摧毀讓我們賴以崛起的秩序。那麼，如何理解今天
討論最多的“多極”與“單極”世界秩序呢？從中國自己的經濟角度講，究竟應該追求哪種秩序？
我們可以從過去幾百年的世界歷史中找到答案。一般認為，1492年到1800年左右是全球化的“預備期”，19世紀是全
球化的第一期。隨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一期全球化就告一段落。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8年結束後到1945年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們稱這一段為全球化最黑暗的年代。第二期全球化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特別是在蘇聯於1991年解體
之後全球化算是進入新的全面高潮。
自1700年左右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時的世界基本是由英國主導的單極國際秩序。說到這裡，我們中國人不能
忘記在鴉片戰爭以及隨後的100年裡英國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也不應該原諒它們的罪行。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或許也可以看看那時的
跨國經濟關係，比如，在那時的單極秩序下，貧困國家的經濟發展機遇如何？國際貿易狀況如何？資料表明，當時貧困國家的發展機會要
比今天好。比如，1913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總額的50％流向當時的發展中國家，46％流向發達國家；而現在全球FD
I只有15％流向發展中國家，80％流向發達國家。這說明在大英帝國當道時期，發展中國家擁有比現在更大的發展空間。由此我們就
產生疑問：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消滅殖民地之後各國是平等了，但這是更有利於還是不利於各國的發展呢？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大英帝國
時期的貧困國家反而得到相對更多的外資呢？
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19世紀殖民地國家的公司不僅能像英國本土公司一樣在英國融資，而且它們需支付的融資成本也與
英國公司沒多大差別，這就使資本流向在貧困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相對均衡。因為殖民地一般都採用其宗主國的法律體系與經濟制度，再加
上英國海軍、法國軍隊對它們的投資者在海外產權的保護，使投資者對海外投資感到安全。換言之，正因為炮艦、暴力是19世紀歐洲國
家解決海外產權、合約糾紛的最慣用手段，使歐洲投資者更能對貧困國家投資形成穩定的預期，使他們對投資海外反而很放心。這也就造
成了19世紀末英國固定資產投資的一半以上是流向海外殖民地。過度的海外投資甚至成為英國19世紀後半葉發展放慢的原因，也是其
帝國破滅的主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施壓英國、法國等放棄殖民地。到20世紀50年代，世界各國基本都已獨立，都享有聯合國憲章
所賦予的平等權利，可是這又造成了產權方面的問題。由於聯大開會一國一票，而大多數國家又是發展中國家，這使發達國家在海外產權
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