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東西啊？”
“咦？你不是張大春嗎？”那人一皺眉，五官全擠到一處去了，囁聲道，“奇怪！是我搞錯了嗎？”說到這裡，他也打量起我來，左一眼、右一眼，像是終於按捺不住了，才略微帶些惱意地嘟囔下去，“我們在榮總見過一面的啊，你真的不記得了嗎？”
我的確不記得了。他是我老大哥道具組裡的助理，曾經向我轉述過老大哥被片場燈頭砸破了腦袋的情景。不消說——他所謂的師父，恐怕就是我那位失蹤多年的老大哥了。
“道具助理就道具助理、老大哥就老大哥，”我有些遭人戲耍了一下的惱意，斥道，“說什麼忠實讀者幹嗎？”
“師父說你現在是名作家了，等閒眼睛裡看不上我們這些低三下四的人物。萬一碰到什麼狀況來不及敘交情的話，就說是你的‘忠實讀者’，你聽了一高興，眼睛就看見我們了。”
這話入耳確乎有些刺人，可一聽就知道它正是我老大哥那種老渾蛋說得出來的——也許他並沒有譏諷我的用意，卻很透著些那種自稱是“低三下四的人物”洞觀世故人情的慧點。我反正是無言以對，只好點了點頭，道：“老大哥呢？”
“師父剛被放出來，本來說要找你，又怕連累你們家。可是最近風聲實在太緊——”
“什麼剛放出來？你說老大哥怎麼了？”
“你不知道嗎？”那人瞪圓了眼珠子，直往我的左眼瞅了瞅、又往我的右眼瞅了瞅，有如替我檢查視力的驗光師。然後，他以一種極之難以置信的神情緩聲斂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一清專案’哪！師父被掃進去了啊！”
那是我在陸軍通訊電子學校服役期間發生的事。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號，孫中山先生誕辰，放假一天，我和紅蓮在一間叫“平鎮雅筑”的民宿熱烈交媾、盡興歡愉。至少我個人無從知曉，由“安全域性”策劃、指揮的掃黑行動“一清專案”正在各個地方展開部署。據說僅臺北市一地就投入了三百多名警力，分別隸屬於四十六個行動小組。參與者完全不知道任務為何，只知道上級以直撥電話下達給各行動小組一個命令，而命令內容只有一個時間指示——么九洞洞，也就是晚間七點鐘。時辰一到，各行動小組才許將事先接到的一枚信封拆開，裡頭是書寫了指定地點的紙條——所謂指定地點，其實是八家散處各地、毫不起眼的賓館。也就以這八家賓館作為前進基地，由各分局長任行動指揮，每分局下轄五到六個小組展開全面的搜尋和逮捕行動。至於行動通知則僅以分局長身上配戴的一具無線電話傳達。至於是什麼人下達命令，命令中往何處出勤，搜捕些什麼物件，以及為什麼要如此劍拔弩張而又藏頭翳尾，則連分局長本人也一無所悉。
當局事後對外的解釋十分籠統，也十分冠冕堂皇：這是有鑑於黑道不良幫派分子近來屢傳南北火併及彼此掩護流竄，為免警方不肖之徒“內神通外鬼”、走漏風聲，而能一舉破獲全省各地黑幫首惡，不得不如此詭譎行事。
關於這項十分重大而審慎從事的搜捕行動，外界有相當多的疑慮和揣測。有謂針對臺灣地區所有新幫展開的所謂“肅清”只是一種白道替黑道搞權力結構重新“洗牌”的掩飾而已。也有謂“安全域性”首長汪敬煦藉由大規模掃黑的名目乘機逮捕特定幫派分子——一個替“國防部”情報局擔任殺手、“制裁”掉某位對“太子爺”不敬的作家的竹聯幫老大——而真正的動機則更幽微難辨，極可能是汪敬煦為了連根剷除“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日上、步步坐大的勢力。從這兩個看似倒因為果的推論上看，反而適足以摘發出伏匿其下、暗潮洶湧的宮廷鬥爭——“國家安全域性”鉚上了“國防部”情報局。此案首尾，俱見於我的大學同窗好友汪士淳所撰寫的《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天下文化出版）一書之中，此書初版於一九九九年四月，正當《城邦暴力團》寫到我老大哥被燈架砸破腦袋瓜兒，給送進了榮總，而萬得福則警告他：“這還算運氣好的——要是碰上治安單位裡有現成的需要，說不定哪天他就讓人抓進去頂數銷案了。”
簡而言之，我老大哥張翰卿以年近八旬之身叫一夥兒年輕力壯、充滿幹勁兒、可是隻能聽令抓人、卻不知道嫌犯犯了什麼嫌的刑警掃進去了。苦窯一蹲蹲了七八年。於老大哥而言，卻是平生最愉悅、華麗、豐盈的一段時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這樣的：“我不過是個‘逃家光棍’，字輩低得抬不起頭、直不起腰來；可一蹲著了，居然挨著那麼些‘前人’、那麼些響噹噹的‘幫朋大老’，可開了眼、長了見識了。”
原來“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