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1840年）正月廿八日才來到北京，剛開始在長沙會館居住，二月初一日轉到宣武門外南橫街一個叫千佛庵的庵堂裡住了下來。
在翰林院庶吉士見習期滿的，照理都應該過班引見。可是，中國自有中國的特色，要想早些被引見，請客吃飯送禮是在所難免的，這是老祖宗留下的習慣，也是國人的風俗。
家境是比較好的庶吉士，在臨近過班引見的日子，都是今天請禮部堂官，明天請吏部郎中，連宮裡的一名在御膳房當差的太監，也要送幾十兩銀子。
但是曾國藩就不行了，他出身農家，沒有多餘的銀子來送禮請客吃飯，還有庶吉士沒有什麼經濟來源，所以錢莊和會館也不肯借貸給百兩以上的銀子。
無奈，貧寒的曾國藩只能乾耗著，等待也許是他生命中避不開的課題，他已經習慣了等待，只是希望上帝在關上門的時候，記得給他開一扇窗戶。
上帝還是眷顧曾國藩的，在消磨他耐性的同時，已經為他和貴人相遇準備了契機，為他步入官場鋪了一條平坦大道。
我們知道，在官場混的人，光有才幹是不夠的，如果沒有識千里馬的伯樂，想平步青雲是不現實的。曾國藩這匹千里馬的運氣是相當不錯的。
曾國藩飛昇之快，官運亨通的原因不止一個。比如他個人勤苦努力，對自己要求極其嚴格，在京官中博得了勤懇好學，為人正直、謙恭的好名聲。他之所以有這麼高的威望，主要原因還是穆彰阿的援引和扶持。
在說穆彰阿之前，先要了解另一個人……曹振鏞。
在清代道光帝的滿朝文武中，最得寵、最走紅的當數曹振鏞。讓人不解的是，這個人政績平平，並沒有多少建樹，卻仕途通達，往上爬得速度非常快。
在嘉慶皇帝逝世後，朝廷裡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託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等幾位軍機大臣草擬遺詔，其中說到乾隆皇帝生在熱河避暑山莊。這份遺詔頒佈後，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沒有挑出什麼毛病，偏偏讓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曹振鏞挑出了一個“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莊，而是生在雍和宮。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錯了，這還了得！所以，道光帝龍顏大怒，很快就將這幾個軍機大臣趕出了軍機處，並命曹振鏞在軍機處行走。三個月後，曹振鏞又交上了紅運，榮任軍機處領班，成為名副其實的“首輔”。
奇怪的是，曹振鏞不僅得寵讓人吃驚，更讓人吃驚的是能夠一直得寵。在隨後的歲月裡，沒見這位曹大人有什麼“不尋常”的事蹟，但他仍然一個勁地往上躥，許多榮耀接連不斷地落在他的頭上。
24。官場：多磕頭、少說話2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道光在玉瀾堂鋪張浪費地賜宴15位老臣，曹的年齡最小，卻也分享到了賜宴、繪像的榮耀。第二年，曹出任上書房總師傅，成為未來皇帝的師傅頭兒。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平定張格爾叛亂，曹振鏞又晉升為太子太師。次年，張格爾被擒，道光將曹振鏞提升為太傅，賜予紫韁，在紫光閣陳列畫像，從此，曹振鏞進入了顯赫功臣的行列。
如果細心點，我們就不難發現：無論是品德，還是功業，這位曹大人都沒有什麼過人之處。看來，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曹公的一貫作風。
在曹振鏞的為官字典裡，只有“多磕頭、少說話”六個字，這無疑成為了官場上屢試不爽的“葵花寶典”。雖然曹振鏞的一生沒有什麼事蹟可以“名垂青史”，但這個“做官六字訣”絕對可以流傳百世。要不然，這條只傳授“得意門生”的做官真經又怎麼會廣泛流傳，經久不衰呢？
“多磕頭、少說話”是曹振鏞為官幾十年切身體悟的智慧結晶。至於他為什麼要奉行這一“六字真經”，關鍵是他把道光皇帝摸了個門兒清。因為道光是一個守成的皇帝，而他所處的時代又是一個特殊的歷史轉折時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轉衰；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皇權國家體制正在走向盡頭，即將土崩瓦解；東方文明正在與西方文明進行大碰撞。面對這個“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中國這條古老大船的船長，道光皇帝顯然是不合格的，因為他缺乏進行變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殘守缺，一味堅持“祖宗成法”，使中國失去了變法圖強的良機，眼看著這條大船日漸沉沒。曹振鏞當然也沒有那遠見卓識，他只是捧著他的“六字真經”，順應這道光皇帝，拍著馬屁在官場上大紅大紫了。
道光十五年（1835年），81歲的曹振鏞在領導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