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意義。
放任各人從自己的宗教觀念、政治觀念或社會觀念入手，並把那一神聖不可侵犯的三段論系統附著於各人的傾向，使其恰恰切合各人自己的角度，這樣一種呈現世界歷史的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實際上，這是用某個公式——例如，“理性的時代”、人性、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啟蒙、經濟進步、民族自由、征服自然和世界和平等——當作評判全部千百年歷史的標準。並且，當事實不過是這些人的願望和目標不同於我們的願望和目標而已的時候，我們就據此認定，他們忽視了“真正的道路”，或認為他們背離了這一道路。歌德有一句格言：“生命中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而非生命之結果。”此言真是對一切想用一個綱要去解決歷史形式之謎這種無意義的嘗試的當頭棒喝。
當我們轉向每一專門的藝術或科學的歷史學家（以及國民經濟學和哲學的歷史學家）時，發現情形完全相同。我們發現：
“繪畫”——從埃及人（或｜穴居人）到印象派，或
“音樂”——從荷馬到拜洛伊特（Bayreuth）及其他，或
“社會組織”——從｜穴居野處到社會主義，各按情況，被
描繪成一幅線性的圖表，該圖表依據（選定的）論點的價值而從低到高逐級排列。沒有人認真地考慮過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藝術只是生命的一個特定部分，是與特定地區、特定人類相關聯的一種自我表現的形式，因此，一種藝術的全部歷史可能僅僅是各別發展、各別藝術的累積相加，它們除了名稱和某些技藝、技術細節以外，並無統一的聯絡。
我們知道，每一有機體的生命的節奏、形式和綿延性，以及那一生命的所有表現細節，確實是由它的種類特性所決定的。一個人看見一棵有著千年樹齡的橡樹，決不敢說它是在此時此刻才開始其真正的和固有的歷程。一個人看見一條毛蟲一天天長大，他決不會指望它繼續像這樣長兩三年。在這些情形中，我們絕對確定地感到了一種限度（limit），這種限度感和我們的內在形式感是同一的。反之，在高階人類歷史的情形中，我們有關未來程序的觀點，乃是來自一種視一切歷史經驗、亦即有機經驗形同虛設的無限樂觀精神，因此，每個人都想從偶然的當下因素中去發現這樣一點，即他能夠擴充套件進入某一驚人的發展系列，進入並非依存於科學證據、而是依存於一廂情願的假設的生存。他根據無限的可能性——絕無自然的終點——去進行工作，且不講究任何技巧，只是從臨時搭建的積木的端頂去繼續他的空中樓閣。
然而，“人類”本來就既無目標，又無觀念，亦無計劃，與蝴蝶或蘭草等沒什麼兩樣。“人類”只是一動物學的名稱，是一空洞的字眼。但是，當我們祛除幻影，打破魔圈，立即便會看到驚人地豐富的現實形式——生活及其所具有的無限豐盈性、深度和運動——它們一直以來被一種口頭禪、一種索然無味的圖式和一套個人“理想”所遮蓋著。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一直線型的歷史的空殼——面對那無限豐富多樣的事實，它只有透過使人們緊閉雙眼才能得以保持——而是眾多偉大文化的戲劇，其中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其母土中勃興起來，並在其整個的生命週期中和那母土緊密聯絡在一起；每一種文化都把它的材料、它的人類印在自身的意象內；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這裡確實充滿著色彩、光和運動，但理智的眼睛至今仍是視而不見。在這裡，文化、民族、語言、真理、神靈、景觀等等，一如橡樹和石松，一如花朵、枝條和樹葉，從盛開又到衰老——但是，“人類”決不會有衰老。每一文化自身的自我表現都有各種新的可能性，從發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復返。世上不只有一種雕刻、一種繪畫、一種數學、一種物理學，而是有多種，每一種在其最深的本質上決不同於別種，每一種都有生之限期，且自足獨立，一如每一種植物各有不同的花與果，不同的生長與衰落方式。這些文化乃是被提煉的生命精華，它們和田野的花兒一樣無終極目的地生長著。它們和動植物一樣，都屬於歌德所言的活生生的自然，而非牛頓（Newton）意義上的死氣沉沉的自然。我把世界歷史看作是一幅漫無止境的形成與轉變的圖象，一幅有機形式的奇妙的盈虧的圖象。相反，專業的歷史學家則把它看作是絛蟲一類的東西，只知道不斷地把歷史時代一節節地往自己身上增加。
但是，“古代…中古…近代史”這個系列最終耗盡了自己的用處。它作為一種科學基礎，雖然笨拙、狹隘、膚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