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我只要一聽音樂就可以放鬆。這時候我們樂隊就開始演奏音樂，這時候我們現場所有攝像、燈光、錄音，包括切換都知道節目開始了。節目錄影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現場的觀眾根本察覺不了，包括嘉賓，他們也覺察不到節目是這個時候進行的。有一次錄影錄到大概快40分鐘了，我站在觀眾席前，覺得有人拉我的衣服，回頭一看是個大娘，大娘指著表，我說什麼意思？她說快點開始，我們呆會兒還要回去呢。我說好好好，我們抓緊，實際上當時已經錄了40多分鐘，都快錄完了。觀眾在這種自然的狀態裡，所以表現出來就不一樣。我今天說完，大家找機會再看一下《實話實說》，看一下現場的觀眾，還有嘉賓，他們的那種表現，我覺得你就能體會出來。當然也有特別緊張的人，你怎麼調整他也不放鬆。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從四川請來—對嘉賓，談的是關於足球和家庭的話題。坐著飛機來。花了很多錢，來以後馬上要開始錄影了，突然妻子不行了，緊張得渾身發抖。我們看場地的大媽說，看這個嘉賓緊張了、她當機立斷，拿兩片安定給她吃了。原來這個女的是緊張，吃完藥比較好，又緊張又困（笑）。當嘉賓肯定是不行了，當時她緊張得直掉眼淚，吃完藥，頭還難受，我說你不用這麼難受，沒什麼了不起。
我說這樣吧，我現在給你兩個選擇，一個選擇你到天安門去玩，我們專門有一個人陪你、開著車，你去看天安門。去看紀念碑。緬懷一下先烈。第二個選擇，你現在坐在觀眾席裡，你來看我們怎麼錄節目。如果你覺得非常放鬆，你想說話，你就舉手示意我，如果你不想說話，我用我的人格擔保，今天晚上我不會叫你。我說你想一想，她說我不想了，我有點點困、我就坐在觀眾席裡。我說行，你就坐在觀眾席裡。
她的丈夫非常沮喪，他說真對不起你們，我們花了你們這麼多錢，到這裡還不能幫你們錄節目，我說沒關係，這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樣的事我們經常見到，然後我就說，現場觀眾有沒有喜歡看足球的，請舉起手來。我說有沒有夫妻兩個一起來的，這時候舉手的人就少了，大概有十幾個人。我說有沒有因為這個事鬧矛盾的，舉得更少了，大概有三四對，於是選了一對出來坐到臺上。節目開始錄製。最後大家說，這二對挺精彩。
錄完以後。在觀眾席裡昏昏欲睡的妻子說。我覺得今天挺好、我說是不是很放鬆，她說是，我說以後你就不要這麼緊張，也歡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來參加我們的節目。然後他丈夫就一直垂著臉，老跟妻子說，你等著，回家咱們再說。後來丈夫還跟我們製片說，這樣吧，我們自己出一個人往返的機票，就算你們這次訪了一個人。我說，你不用這麼在意，沒關係，就送他們走了。回去以後，據說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頓（大笑）。
我們提出一個理念，在節目裡體現人文關懷。
我每次說到這兒，都覺得我們做得確實挺好，很有人情味，體現了人文關懷。每次聽到這兒，觀眾也會心存疑慮，你們是怎麼做到這樣的？因為說句不好聽的話，早年間電視臺並不是這樣，那時是毫無人情味。
我記得有一次我幫助做一個晚會的策劃，時間特別長，大概做了將近4個月的時間。等到播出那天，我就很高興，把我的父親、母親、哥哥、嫂子、姐姐、鄰居全叫到電視前，我說你們看，這就是我做的晚會。然後他們就看，看看說，這個晚會不錯呀，怎麼證明這是你做的呢，我說彆著急，等最後出字幕，你就知道。字幕上寫著策劃“崔永元”。等節目到最後時我心裡怦怦在跳，一看上面寫著策劃“佚名”（笑）。我就趕緊打電話，導演說，我們上字幕給上錯了、我覺得電視臺怎麼會是這樣，太傷人心。
第二天他主動給我打電話、一說你來領一下稿費吧，我一想可能是這樣，他們因為疏忽，連名字都沒有打，可能在金錢上做補償。我就背一個空書包去領稿費了（笑）。到那裡以後、他們說，你幹了4個月，扣完稅一共是197塊錢，你點點吧，點點別少了，我說不用點了，我走了。
後來我打聽了一下，我這還算好的。很多策劃，包括北大的教授、社科院的學者、知名的作家，在他們給電視臺做策劃，或者出點子的時候，經常早晨9點鐘來，說到11點半，主持會議的人就看看錶說，“現在到中午，就不留大家了，謝謝你們，希望你們下次還支援我們工作”，就把大家都打發走了，就是這樣。所以一段時間裡，大家都知道乾電視的人是一群沒有文化的人，沒有人文關懷的人，不知道尊重別人的人。
敞開心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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