杈上耷拉著半拉骯髒的翅膀。
2005年12月24日 多倫多
門鈴叮咚一聲，將王小燈嚇了一跳。
謝天謝地，總算回來了。
小燈捂著胸口，朝樓下跑去，可是丈夫楊陽已經搶在她前頭去開了門。
門口站著一隊穿著束腰緊身長裙和紅披風的女子，手裡各拿著一本樂譜——是救世軍的聖誕唱詩班。
為首的那個女子將提琴輕輕一抖，一陣音樂水似的淌了出來。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救贖被虜以色列民；
淪落異邦，寂寞傷心，
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小燈收住腳步，閉著眼睛捂住耳朵，坐在樓梯拐角的那片黑暗之中。她知道此時窗臺上的那棵聖誕樹正在一閃一閃地發著金色和銀色的光，路上的積雪已經被街燈塗抹得五彩斑斕。她知道此刻風中正刮揚著一團一團的笑語歡聲，唱歌的女人腕上有一些鈴鐺在叮啷作響。她知道這是一年裡一個不眠的夜晚，可是這些色彩這些聲響似乎與她完全無關，今天她受不了這樣的張揚。
歡欣！歡欣！
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定要降臨！
小燈的腦殼又開始疼了起來。
小燈的頭疼由來已久。X光，腦電圖，CT掃描，核磁共振，她做過世上科學所能提供的任何一項檢查，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多年來她試過中藥西藥針灸按摩等等的止疼方法，甚至去印第安部落尋過偏方，可是一直沒有效果。她曾經參加過一個有名的醫學院舉辦的疼痛治療實驗，一位研究成果斐然的醫學專家讓病人一一描述自己的疼痛感覺。有人說針扎。有人說蟲咬。有人說錐釘。有人說刀砍。有人說繩勒。
輪到小燈時，小燈想了很久，才說是一把重磅的榔頭在砸——是建築工人或者鐵匠使用的那種長柄方臉的大榔頭。不是直接砸下來的，而是墊了好幾層被褥之後的那種砸法。所以疼也不是尖銳的小面積的刺疼，卻是一種擴散了的，沉悶的，帶著巨大回聲的鈍疼。彷彿她的腦殼是一隻鬆軟的質地低劣的皮球，每一錘砸下去，很久才能反彈回來。砸下來時是一重疼，反彈回去時是另外一重疼。所以她的疼是雙重的。專家聽完了她的描述，沉默許久，才問：你是小說家嗎？
她的頭疼經常來得毫無預兆，幾乎完全沒有過渡。一分鐘之前還是一個各種感覺完全正常的人，一分鐘之後可能已經疼得手腳蜷曲，甚至喪失行動能力。為此她不能勝任任何一件需要持續地與人打交道的職業，於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丟失了一些聽上去很不錯的工作，比如教授，比如圖書管理員，再比如法庭翻譯。她不僅丟失了許多工作機會，到後來她甚至不能開車外出。有時她覺得是她的頭疼症間接地成全了她的寫作生涯。別人的思維程式是平和而具有持續性的，而她的思維卻被一陣又一陣的頭疼剁成許多互不連貫的碎片。她失去了平和，卻有了衝動。她失去了延續的韌性，卻有了突兀的爆發。當別人還躺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慣性中昏昏欲睡時，她卻只能在一場場頭疼之間的空隙裡，清醒而慌亂地撿拾著思維的碎片。她只有兩種生存狀態：疼和不疼。疼是不疼的終止，不疼是疼的初始。這樣的初始和終結像一個又一個細密的鐵環，鐐銬似的鎖住了她的一生。從那鐵環裡擠出來的一丁點情緒，如同一管水壓極大而出口極小的龍頭，竟有了出其不意的尖銳和力度。除了成為作家，她不知道該拿這樣的衝力來做何用。
即使捂著耳朵，小燈也聽得見樓下混亂的“聖誕快樂”聲，那是楊陽在和唱詩班的女人們道別。小燈猜得出他正摸摸索索地在口袋裡尋找合適的零錢——那些女人聖誕夜到街上來唱詩，是給救世軍籌款的。自從小燈和楊陽在六年前搬到這條街上來之後，幾乎年年都是如此。
可是今年的聖誕和往年不一樣。
因為今年他們沒有蘇西。
蘇西是小燈和楊陽的女兒。蘇西昨天出走了。
其實這不是蘇西第一次出走。蘇西從九歲開始，就有了出走的紀錄。不過基本上都是那種走到半路又拐回來，或者走到公園裡，在樹陰底下發一會兒呆就回家的小把戲。導致蘇西出走的原因很多，有時是因為一縷染成紫色的頭髮，有時是因為一件露出肚臍眼的上裝，有時是因為一張不太出色的成績報告單。蘇西脾氣不怎麼好，蘇西可以為小燈任何一句內容或語氣不太合宜的話而生氣。可是蘇西的脾氣如熱天的雷陣雨，來得極是迅猛，去得也極是迅猛。在小燈的記憶中，蘇西不是個記仇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