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少數人是一般刑事犯罪）。我有幸坐上了“平反運動”的頭班車，這好像是個訊號，預示著粉碎“四人幫”後，在政治、經濟、社會諸領域全面的撥亂反正的時期就要到來了。
王學泰 我的平反路（2）
我是“四人幫”垮臺前兩個月進入“一監”的，我的被捕是要證明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的激烈，是要證明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必要。而這一切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1976年“四人幫”倒臺，這套理論漸成“芻狗”，沒有什麼人認真對待了，以至逐漸消失。因此也可以說，我算坐了一趟末班車。從我到了這個“反革命中隊”之後，除了因為“批鄧”和“毛主席逝世”速判了幾個以外，再沒有因為“文革”和“四人幫”問題來這個中隊的了。
事情所由
我出事的題目很大，即所謂“要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實際上事情並不大，只是與一個老同學閒聊一些話，被舉報了出來，便鬧得紛紛揚揚，被北京市市委當做階級鬥爭新動向來抓的。
1971年林彪倒臺時，我在房山縣一箇中學工作。我一個南口（從1964年大學畢業時的思想清理運動中被劃為“反動學生”，被髮到南口農場勞動）難友郭寶昌在廣西電影製片廠工作，他不願意拍那些“高大全”的片子，那時稍有品味的文學作品除了魯迅作品外就是《紅樓夢》了，他想拍《紅樓夢》，要我把其中的韻文（詩詞夥同曲賦 ）註釋一下。在註釋《紅樓夢》時，我參考了《推背圖》。《推背圖》是古代一本預言歷史大事的書籍，與《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所看到的命運冊子的格式完全相同。《推背圖》中有個圖，上畫宮裝婦女懷抱琵琶，題詩有云“惑亂君臣幾千般”，下面還有一弓一兔。大學有位老同學愛看奇書，視《推背圖》如同寶書，與我閒聊，就說起上面所說的那張圖和圖中所繪那個婦女。我說，三千年前，中國第一個###紂王的文告就說“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三千年後還是這個問題。那個女的就跟江青一樣。另外我們當時都認為搞得聲勢很大的“批林批孔”是“另有所指”，實際上是上海派在反周。上海《文匯報》整天大批周公、批秦朝丞相李斯。已經是圖窮匕首現了。
老同學把《推背圖》拿走了，他又借給一個文化館的幹部。那位把《推背圖》放大複製了。後來這位文化館的又當著樣板團的罵江青，讓“板團”的人給告了。此時正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什麼“手抄本”、“追謠言””、“小道訊息”、批“文藝黑線回潮”都出在那個時候。文化館幹部的那件事引起高層的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圖》複製件出現了。那是個草木皆兵的時代，這自然是個了不得的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了。於是由他追到我那老同學、老同學牽扯到我。1975年春節過後的一天，他慌里慌張地到我家。對我說：《推背圖》出事了，公安局找了我，我頂不住了，只得把老兄交代出來了。我對不起你了，以後再補報罷。完後匆匆而去。還算好，他給我一個信，我把一些對“評法批儒”不滿文書處理了。不久又有一位搞點創作的老同學找我，說北京文聯召開的“業餘作家創作大會”上，市裡負責文教宣傳領導去講話了，說“北京有幾個反革命分子攻擊和咒罵江青同志”。我想他指的就是我們這檔子事。
過了正月十五我到房山上班，第二天房山縣公安局、文教局聯合把我運到縣裡，3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社會基礎》，文中大談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3月4日被房山公安分局正式傳訊，22日，轉送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關押，並轉拘留。一直拘留到1976年5月10日，“市中法”正式逮捕我。法院說：你的問題與“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差不多，都是分裂黨中央（指我說的“批孔是上海派反周”。一個平民百姓有什麼能力“分裂黨中央”？真是笑料一樣），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批林批孔運動。並說“為了配合打擊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對你實行逮捕、你簽字吧”。這在實行法治的今天，會被視作笑話的，可是在當時，這些是說得義正辭嚴的。彷彿處理懲罰一個人，不是因為他犯了什麼罪，而是由於政治形勢的需要。
1976年7月26日，把我從半步橋用小吉普拉到“市中法”（當時“中法”還在刑部街，現已拆），先是在一個小屋子候審。小屋子另一端還有個小姑娘在啜泣。我很好奇，看她也就二十歲左右，就問：“什麼事？”她停止了哭，回答“天安門事”。我說：“怎麼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