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禮教盛行，受到性壓抑，才去寫作和觀賞色情文藝，才去狎妓的［1］，等等。習慣於談論性壓抑之說的學者很多，這裡僅稍舉非常著名者一二例以說明之：
潘光旦曾注意到清代獨逸窩退士《笑笑錄》卷一有如下一條：
吳廉齋與弼，召至京，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菔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對此潘光旦評論說：
太極圖是一個性的象徵，並且是一個性交合的象徵，有道學家的過分的抑制或禁慾的行為於先，斯不能沒有“令太極常在眼前”的舉動於後，這卻不失為一個情理上可有的事實。［2］
這是典型的性壓抑說及其運用。
中國婦女則被認為自古就受到遠甚於男子的性壓抑，這又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河間婦人。在朱東潤看來，《詩經》中許多篇章都是婦女性壓抑（他稱之為“幽鬱”）的反映，而且這壓抑垂兩千年而不釋：
吾國婦女之幽鬱，幾成特性，……求諸昔日之文學，則作家如李清照、朱淑真，文學中之人物如馮小青［3］，林黛玉，皆此類也。……春秋之時，魯、衛為文化最盛之地，衛之貴婦女，幽鬱之性特甚，今見於《邶》、《》、《衛》之詩者，如《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載馳》、《竹竿》、《河廣》之篇，蓋無往而不充滿涕淚。或則曰“女子善懷”，或則曰“我心則憂”，於是殷憂長愁，鬱為風氣，吾國一般婦女之幽鬱性，逐漸滋長，以至今日，蓋有由矣。［4］
不過我們在下一章就將看到，歷史上的真實情況與朱東潤的上述描繪大有出入。
“性壓抑”理論中，通常總是有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壓迫”與“反抗”，並且歸結到“壓迫愈深反抗愈烈”的陳詞濫調。於是似乎就可以很方便地將禮教和禁慾之類歸於“壓迫”，而將放蕩、狎妓、色情文藝等歸於“反抗”。但是這種理論其實有很大的困難。
如果真是壓迫和反抗，那怎樣解釋上述兩方面長期共存這一事實？為什麼千百年持續進行壓迫卻未能最終將對手壓服，而千百年持續進行反抗也未能最終將壓迫者打倒？如果解釋說，長期共存是由於雙方都無力消滅對方，這仍然不能擺脫困境——因為立刻會面臨新的問題：為什麼會產生這種雙方長期共存的平衡狀態？在我們比較習慣於使用“壓迫—反抗”模式的情境中，事情多半總有個“結果”，比如秦朝的暴政壓迫，導致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的反抗，結果是暴秦二世而亡；又如列強侵略壓迫中國，中國人反抗，結果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等等。要是雙方竟千百年平衡共存，那顯然需要另作考慮了。
現在不妨將目光暫時轉向外界。正當性壓抑之說被中國學者當做他們偶爾涉及性文化史（極偶然、極小心地，輕輕擦一下邊——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前長期如此）時幾乎唯一的理論結構之時，一些西方學者早已展開另外一種思路。這裡姑舉福柯（）為例。他在1976年出版的《性史》第一卷中，一開頭就著重討論“性壓抑”理論——這在西方也同樣是許多學者習慣採用的說法。福柯認為，把性的歷史看成是性壓抑的歷史，或者反過來，認為性並未受到壓抑（他當然都是就歐洲社會的情況而言的），都成問題，因為這兩端其實都陷入了同一個圈套中。他認為無論說有壓抑還是無壓抑，都與性的實際情況不符，因此提出疑問：“性的壓抑真的是既定的歷史事實嗎？”［5］但是習慣於從“性壓抑”角度去看問題的人，都相信這確是事實，而且意義重大。所以福柯說：
我要提出的問題，不是我們為什麼會受到壓抑，而是為什麼我們會說自己受到了壓抑［6］。
當然，福柯的著眼點，對於本書的論題而言，稍嫌玄遠了一些，但指出“性壓抑”理論的困難，仍不失其啟發思考的作用。
性張力（1）
（四）性張力
考慮到“性壓抑”理論的明顯困難，我認為有必要嘗試用一個新概念來取而代之——或許也可說是換一個新的觀察角度。這新概念定名為“性張力”（sexual tension）。
張力原是物理學中的一個概念，指物體受到拉力作用時，存在於其內部的相互牽引之力。比如在一根懸吊著重物或兩端受拉的繩子內部，就存在張力。而我所謂的性張力，則是指在中國人的性心理方面，恰恰存在著與上述繩子內部類似的情形。這不僅是就一個個人的性心理而言，推而廣之，亦可就民族的性心理言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