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革命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那就是大多革命者只一味地強調明末清初清兵對漢族人民的屠殺以及清代前期君主的嚴酷統治，以激起人們對清王朝的痛恨，換句話說，就是以排滿或推翻清廷為最終目的。
以排滿為口號和目的，固然比較有煽動力，但敗筆也在於此，因為它把革命真正的目的——推翻*結構，使國家強盛自立，使民眾享受自由並擺脫貧困，變相地掩蓋了。
而且，單純以排滿為目的，又置滿蒙於何地？豈不是容易被別有用心的惡鄰所利用，有被吞併侵略的危險？
其實陳文強並不是一個革命理論家，可能也並沒有想得那麼深，因為他的出身，對中國的歷史卻不是特別的熟悉。但他與那個時代的革命者相比，最大的區別便在於少了幾分激情，多了幾分謹慎。他往往是想好了再幹，而那時的革命者則是先幹了再說。
這可能是優點，也可能是缺陷，但他對《革命軍》肯定之餘，提出的意見也是中肯而客觀的。
“文強，你這有些求全責備了，亦不正確。”查理宋見鄒容表情不對，趕忙說道：“這等好文須仔細研讀，豈能一掃便輕下斷語。”
陳文強愣了一下，說道：“我讀書速度快，並不表示一掃而過不認真。查理兄，你看這裡，‘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不偏激嗎？還有這裡，‘驅逐住居中國中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這是要把滿人驅逐到哪裡去？如果是滿洲，不，應該稱為東三省。那豈不是說東三省不是中國之地？”
“陳先生如此說，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也不妥當了？”鄒容有些不悅地說道。
“這兩句應該是明朝第一個皇帝朱元璋所提出來的吧？”陳文強想了想，說道：“年代久遠，物是人非，形勢已然不同，是否妥當，自然有待商榷。但依我看來，把革命定義為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而非種族革命，應該更正確，更有生命力。鄒容老弟，難道你認為革命只是簡單的改朝換代，或者是普通的民間百姓所認為的反清復明？”
鄒容瞪著陳文強，突然發現自己雖然不服氣，但要反駁，卻不是那麼容易。自己在《革命軍》中說過要建立中華共和國，又怎麼會贊同什麼反清復明的封建口號。
呵呵，陳文強衝著鄒容微微一笑，誠懇地說道：“暇不掩瑜，書稿是不必改的，二位找我的目的，我也明白，此書我會想辦法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但個人的看法和觀點也要坦誠相告，以示我對朋友的態度。有時候聽聽逆耳之言也不是什麼壞事，你們說呢？”
“胸懷坦蕩，直言面刺，朋友亦當如此。”查理宋笑著稱讚，拍了拍鄒容的肩膀，說道：“鄒容老弟，文強這是認了你這個朋友，你呢，可別沒那個心胸和肚量。”
鄒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道：“容豈敢如此狂妄，聽不得半點批評。”
陳文強點了點頭，視線又移到書稿上，邊看邊輕聲讚歎道：“沒有最痛的感悟，不能發出此等撕心裂肺的吶喊。”停頓了半晌，他若有所思地抬起頭，盯著鄒容緩緩說道：“鄒老弟有些文筆，倒讓我有了個想法。”
甲午戰後，滿清這個老大帝國風雨飄搖，苟延殘喘。舉國上下痛定思痛，已在求“變”，這其中有窮則變的內在形勢，也有列強相逼的外來壓力。開明的知識分子，以上海和香港為中心，倡導變法革命。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張革新；前有郭嵩燾、曾紀澤，後有薛福成等，都認為世變日亟，治世之法必須適應潮流。
然而，變法革命者眾說紛紜，各自在思想上抬出一套東西來支援他們的變法主張，由此可將他們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政治革命，即不問政府是滿人、還是漢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國強兵；另一類是種族革命，堅決地排滿反滿，立志恢復漢家河山。
但是，這兩派人物也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間接或直接受到西洋文化的影響。一類當然是以英國立憲製為榜樣，另一類則是以法、美的共和制為典範。可是依陳文強看來，這兩派只不過學到了些西洋國家的皮毛，便要生硬地移植過來，實在是既缺乏理論根據，又缺乏實踐的基礎。
“到現在為止，中國竟然沒有一本系統介紹西方，研究西方的書籍問世！大多數人還在抱著魏源的《海國圖志》，這本不僅僅是隻涉及了西方的一些皮毛，更重要的是謬誤極多。”陳文強很遺憾地輕輕搖頭，“我曾經想寫一本書，系統介紹西方國家的書。英國的君主立憲體制，美利堅的合眾國體制，法國的共和國體制，如何由來，歷史傳承，民族風俗，軍隊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