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但這些，在陳文強看來並不是必須的。
綜合以上的考慮，陳文強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張之洞被調離湖廣，以便日後在此發動時能夠順遂；另一方面，張之洞調離之後，對他的產業和佈置會有多大的不利影響，他還不無顧慮。
在當時的中國，儘管清廷推出了鼓勵民間投資近代企業的《獎勵公司章程》、《華商辦理實業爵賞章程》等條例，但積習難以驟改，沒有官府的支援，或者說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壓和刁難，工商企業是很難經營的。以厘金為例，如果不是張之洞的政策優惠，陳文強在湘鄂的諸項產業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錢。
所以，正如張之洞所說，陳文強也覺得投資編練新軍，並藉此加以控制，對他和他的產業，未嘗不是一種保障。有人有槍，就算換了領導，也要掂量著辦。
只是這畢竟不同於私軍，張之洞也不會任由陳文強這麼去做，總要加些限制和防範。所以，陳文強要想達到目的，還要費些心思，認真籌劃。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憲政會，集中到了湘鄂兩省的憲政分會上。
錢，不能由他一個人出；權力呢，也不能由他一個人獨攬。這樣才能解除張之洞的猜疑，編練出表面上是立憲派的武裝，實質上卻是更加傾向於革命的軍隊。
難嗎，有一點，但陳文強還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勢的發展對此比較有利。
首先是安慶起義、恩銘被殺的影響。一位四品官員（徐曾捐有四品道員），潛伏在體制內，刺殺了一位二品巡撫，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當兩江總督端方用電報將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凱時，他用了“事奇極”三個字來表達自己的難以理解——在此之前，這些朝廷大員們始終以為革命黨不過是江湖草莽，百一旦當他們意識到革命黨同樣也存在於體制內，與自己近在咫尺，其驚駭與恐懼，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讓朝廷驚駭的，應該是徐氏臨刑前所交代的——他的暗殺名單上不但有恩銘，還有端方、良弼等人。這不能不讓朝廷回想起兩年前吳樾的那枚炸彈，那枚炸彈所針對的五位重臣——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中右丞紹英——正準備出洋考察憲政。
“吾等自此以後，無安枕之一日”，這是端方所發出的驚歎。而京城的宮苑衙署，則迅速“添派衛兵及巡警隊兵，駐紮防護”，如臨大敵，官員們則“惶懼異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軍機大臣，讓他們以後將各衙門的引見人員帶去內閣，不要再帶到自己跟前。
恩銘的死，第一次讓清廷產生了一種革黨人無處不有，無時不在，防不勝防的危機感，當時流行的說法是：“革命軍不足畏，惟暗殺實可怕”。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