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鐵路本是仁政，但如同清末年間的種種改革仁政一樣，在官僚機器的運作之後都成了猛於虎的苛政。
很簡單，想雄起的清廷，卻尷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腎虧”——財政沒錢。於是，發動民間的力量，打一場鐵路建設的“人民戰爭”，就成為幾乎唯一的選擇。但什麼事情到了晚清都變得似是而非，脫離了正常的規範。
比如鐵路商辦，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依然由上級指定，而非股東會推選。這樣的性質便使得名為鐵路公司，卻有著政府背景，卻能以公權力向平民徵收租股、房鋪租股、廉薪股等名目繁多的攤派，把廣大百姓都變成了“股東”，卻是被盤剝的“股東”。
四川籍度支部主事杜德輿在呈送給都察院的報告中，便曾痛陳租股的危害。按規定，如果農民收入不足，只能納糧而無力購股，則不可強行徵收租股。但是，根據實際調查，州縣官僚在徵糧時，往往將租股以“鐵路捐”名義先行收繳，然後才徵繳正糧(農業稅)，貧困的農民因此總被安上抗糧的罪名，“鞭笞棰楚，監禁鎖押”，“以此賣妻鬻子、傾家破產者不知凡幾”。因此，農民“之視鐵路不以為利己之商業，而以為害人之苛政”。
而中國的政治傳統，官權一般只到縣級政府，縣級以下，真正說了算的其實是紳權，地方上的實力派。這些士紳們。一方面作為國家經紀人，協助政府維持治安、徵糧徵款等；另一方面作為民意代表，為保護和增進地方利益而與政府及其胥吏進行公關與博弈。
但隨著大清國的新政和改革。傳統的鄉村社會面臨著劇烈的變化，政府的權威越來越削弱，地方士紳們日益從政府的助手演變為對手。鄉村的公權力被號稱土豪劣紳的“盈利型經紀人”所取代，他們脫離了傳統士紳階層所受到的道義束縛，毫無顧忌地將手中的公權力演變為尋租牟利的工具，主觀為自己，客觀為政府。扯著新政改革的大旗，大肆謀取私利。中飽私囊。
根據一位回川奔喪的留日學生記載，因政府將收取租股的任務委託給農村的“痞子能人”，即土豪劣紳。這些人專以逢迎官長、欺壓鄉愚為事，徵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計算。正好藉此為收受賄賂、報復仇怨之手段。強大而毫無監督的公權力，為鄉村的痞子們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
於是，在晚清轟轟烈烈的民營鐵路建設中，“蝗蟲”蜂擁出現，以湖南、四川兩地最多。掌握實權的鄉紳們上下其手，從農民那裡敲骨吸髓所得，很大部分都被他們巧取豪奪，政府則背上了勒索的惡名，公共財政卻並未得到改善。
就說張之洞花費雙倍的高價從美國人手中贖回的粵漢鐵路。利權既沒有歸於政府，也沒有歸於百姓，而被“愛國者們”中途截留了。“愛國者們”將粵漢鐵路公司根據省界分成廣東、湖南、湖北三個公司。以滿足三省各自“寧為雞頭”的願望。三家公司“紳商意見不洽，總辦又未能和衷，以致迭起風潮，時有衝突。最後則有查賬之齟齬，開會之喧鬥，種種擾亂。路工因之稽遲”，“董事結黨盤據。欺吞冒濫，久為眾股東所指摘，深慮萬無稽核，將股東血本終至缺蝕”。
從來沒有商人和士紳會如同晚清時的鐵路老闆們那樣成天將拒絕外資的愛國口號掛在嘴邊，也從來沒有如此厚顏無恥的“愛國者”視鐵路公司為發財工具，既不考慮國家建設，也不體恤百姓貧若。
陳文強起初並沒意識到修築粵漢鐵路的艱難程度，準確地說，是他低估了，輕視了。但好在他有謹慎的性格，低估、輕視也不是完全的無視，所以他走得穩，沒有犯冒進的錯誤。
隨著各方情報的不斷傳來，有興義堂透過江湖道上打探到的，有粵、湘、鄂籍的復興會會員應總部要求蒐集到的，有張之洞從官方提供的，還有透過三省立憲派頭子做工作，由鐵路公司的股東暗中爆料的。越是匯總，越讓陳文強感到了棘手，越讓他審慎小心。
儘管超出意料的艱難，但陳文強並不準備退縮，相反，他經過反覆考慮，又與復興會上海總部的人員反覆商議，最後決定迎難而上，既修路，也將復興會的勢力深植於中國腹心——兩湖地帶。
要知道，革命最終是要靠暴力，靠武裝，靠槍桿子的。而光明正大地建立起來的鐵路巡警經過陳文強的運作，復興會的滲透，成為可靠的革命武裝是極有可能的事情。而築路越是艱難，爭取更大編制的鐵路巡警也就越順理成章。
而復興會高層的組成也決定了在兩湖地區擴大革命基礎，甚至掀起革命*，不會遭到很大的阻力，以宋復華（宋教仁）為首，一直是主張在兩湖地區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