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的華僑華人是有好處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設立領事館，開始注意保護當地華人的利益；對商人也放寬政策，由國內商人和僑商承攬的滬寧、滬杭、潮汕等鐵路，都建成通車。
但新政由於官員*，保守勢力阻礙，最主要是資金匱乏，而有所反覆。而施行新政的成本無疑又攤派到稅賦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氣越大的惡性迴圈。相反，“新政”倒是為革命者準備了可資發動的基本力量——新軍與新式知識分子，預備立憲期間關於民權思想的公開宣傳與歷次國會請願運動的實踐，更為民國的建立提供了條件。
再加上歷史欠賬太多，上百年來旗人的特權，對漢人的欺壓，實質上立憲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滿清貴族以最大的誠意，以最有勇氣、魄力的放權，形成實際上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治體系，才有那麼一點點希望。但——這是不可能的。
結束了覲見，張謇走出了頤和園，坐上馬車前往住處。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斷變幻。
此次入京覲見，一來是奉召；二來是為了馬上要建立的合資銀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請鈔票發行權；第三個目的則有些不好訴諸於外。經慈禧一問，張謇更猶豫著是否要繼續按照自己原來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凱與末代狀元張謇曾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糾葛，在名義上，張謇還可以稱為袁世凱的老師。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凱轉而投靠政治大鱷李鴻章後，“露才揚己”，毫不避忌。致使舊主吳長慶難堪，恩師張謇氣絕！為此，張謇寫下絕交信，從此割席。師徒二人從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來京之前，張謇曾給袁世凱去信，主動要求復交，這在當時需要有很大的勇氣，而這種勇氣來自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因袁世凱已今非昔比，不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營務處管帶副營，而是身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壇要員。張謇當時為運動立憲而奔走呼號，急欲爭取得到袁世凱的支援。
於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堅冰。張謇寫信給袁世凱，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憲”。袁世凱也及時回信，雖雲尚需時日，但“願為前驅”。
不想朝廷對袁世凱如此猜疑。張謇思來想去，認為暫時不宜與袁世凱直接接觸，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只透過書信來往，並不外露已經聯絡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聲呼籲立憲，效果應該更好。
思慮已定，張謇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覺得心情暢快了許多。有了慈禧的支援，鈔票發行權基本上是沒有問題了。而順勢給陳文強請了賞賜，則是意外收穫。在他想來，陳文強既已經在上海建立基業，被爭取到立憲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輕有為的俊才，聲望日高，正可以成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過他的立憲大旗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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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曾闡述了一個定律：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
通俗地講，托克維爾定律其實就是一種“鬆動崩潰論”，它否定的是傳統智慧所說的“殘暴崩潰論”。也就是說，在君主殘暴時通常不會崩潰，在鬆動時反倒崩潰了。它的道理就在於*殘暴的時候，人們往往沒有能力進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勝利的曙光；一旦君主*出現鬆動，一方面自由行動給人們帶來了革命的機會；另一方面，手銬被打碎，就會使得腳鐐的存在變得更無法容忍。
據陳文強所知，有兩個案例，即蘇聯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可以印證托克維爾定律。兩個政權都是在政治鬆動和力圖改革時，導致的全面崩潰。所以，他與別人的思路是不同的，並不認為滿清的立憲和改革是對革命的削弱，反倒認為這是給革命提供的機會。(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