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到底是醜惡的，還是善良的，這個從古代討論到今天，都沒有結果。如果人性本來之初都是醜惡的，那麼世界上是不是都沒有善良了？
陳文強曾冥思苦想尋得了自己的答案：如果道德在可以約束的情況下，道德是強大的，可以約束人們的不良行為。但社會如果陷入混亂狀態，約束大家的社會道德不復存在時，人性中的醜惡面就會無情的暴露出來。生活中的不滿，妒忌、貪婪、暴戾，在這個時候就象放大鏡一樣被乘以倍數的放大，被無限制地釋放出來，形成巨大的破壞力。
無所謂善良，那只是相對的，只是未被煽動，未被激發出來的狀態。人人心中都有野獸，而每次動亂則給了人們釋放人性中醜惡、殘忍、野蠻的機會。
雖然陳文強親自坐鎮，用鐵腕壓制義軍中的宵小之徒，用殺戮維持著所佔城鎮的社會秩序。但他看到了很多，親眼所見令他對革命的破壞性和對人性的放縱有了很深的警懼，對梁啟超的擔心也相當欽佩。
梁啟超在《開明*論》、《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這幾篇最重要的論戰文章中，明確指出，革命難免殺人流血，終究是不祥之事，是國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國內，革命易生內亂而釀分裂之患，對國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禍；又“革命復產革命”。
而大亂之後易生惡政。人民最終只能將自由奉於一人或一黨之手以苟全性命與財產，“此則民主*政體所由生也”；且破壞之後建設不易，革命的成本代價不可能一筆勾銷。終必由子孫後代加倍償還。所以不到萬不得已，不可輕言革命。
反觀同盟會中革命黨的論點，則顯得過於想當然。他們認為革命軍只排滿不排外，不擾“外人物業”，不改對外條約，列強不僅不會干涉，反而會同情中國革命。在對內方面。他們認為革命軍不會重蹈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群雄割據的覆轍，因為共和革命無帝位之爭。沒有內亂的理由，中國革命也將吸取法國革命恐怖專政的教訓，所以，革命將皆大歡喜。並無任何外患內憂。
而縱觀歷史，革命建國之後不久，手創共和的革命黨即憤怒指證民國陷入了“假共和”，然後是獨夫專政、帝制復辟，然後是地方割據、南北分裂，然後是大亂來臨、革命蜂起……“革命復產革命”，這正是梁啟超當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黨所一再否認的革命內亂之後果。而外蒙古終究是真獨立了（雖然最初是假獨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几乎“被獨立”……
梁啟超的不幸言中，雖然並不能證明革命是錯的。保皇立憲是對的，但他具有歷史穿透力的眼光，卻可以讓陳文強認真思考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選擇。以及對目前義軍的收編或改造。
退出所佔地盤，長途作戰，既是避開清軍鋒芒，誘其分兵或使其疲憊；同時，對義軍也是一次盪滌、重整，對沿途百姓也是一次教育、宣傳。而靠近五指山。義軍也可依據山巒、叢林與清軍周旋，長期堅持。使復興會大旗立而不倒，持續發揮著影響力和號召力。
陳文強在馬上已經能坐得很穩，這是一匹不錯的好馬，但想要很好地駕馭，還要費點時間。而他的馬伕也換了新人，名字叫付長鎖，可人們卻叫他“刀斧手”，他也很願意被這麼叫。因為，他的腰上老是彆著把斧子，並曾用這把斧子劈碎過幾個清兵的的腦袋。
“跑的時候把韁繩抓得短些，在縱馬跳躍時不要拉得太緊，否則馬嚼子會勒進馬嘴而把人摔下來。”陳文強會騎馬，在前世，在上海的馬術俱樂部，他都曾學習過，現在，他在點拔著付長鎖。
“是的，大人。”付長鎖跳下馬，恭謹地答道。
“你喜歡軍隊生活？”陳文強隨意地問道。
“是的，大人。”
“你將來想指揮一支部隊嗎？”
“也許……”刀斧手猶豫了一下，“是的。”
陳文強笑了笑，伸手說道：“把你的斧子給我看看。”
付長鎖遲疑著把斧子摘下來，遞過去。陳文強接過來仔細看著：長長的木柄插在斧子的槽孔裡，掄起來非常帶勁兒。
“你看這支軍隊怎麼樣？”陳文強把斧子扔給了付長鎖，想從這個傢伙口中得到最中肯的評價。
“嗯，很好，大人。”付長鎖停頓了一下，又補充道：“誰要是糟蹋女人，就砍誰的頭；誰要是搶老百姓，就砍誰的頭。這很好。”
很樸實，也很有那麼一股子勁兒，陳文強讚賞地點了點頭。在老百姓眼裡，這就是好軍隊，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