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與小人之間的階級之分了。因為人人都在一些時候是君子，一些時候是小人。
而小人和君子的重要區別就在於：小人可以利用君子，而君子不能利用小人。
當一個人以其小人之心去度另一個人的君子之腹的時候，往往能切中要害。因而，小人往往能驅使君子，君子卻無從駕馭小人。《三國演義》裡諸葛亮的很多謀略都是小人之謀，或者說，小人才有真謀。寫在《孫子兵法》上的陽謀永遠也鬥不過人情練達皆學問的陰謀。而孔子所推行的君子之道，也只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
於是，君子是小人裡的君子，小人是君子中的小人。
每個人都有行君子或為小人的一面。做君子時，就是法律、法規、政策、道德；做小人時，便為潛規則、兩本賬。君子與小人可謂是人的雙重人格。
中國為什麼抑制商業、貶低商人？一個原因就是商人在儒家看來是小人，喻於利的。親君子遠小人的思想使得中國曆來就重文輕商。以文人士大夫為君子之標，而商人實屬小人之懷。其實小人也有小人之德，就如盜亦有道。而一群君子，特別容易集合成罈子和圈子。
儒家認為君子是絕對的是，而小人是絕對的非。這樣一來，君子不像個君子，小人不像個小人。這世上本來就沒有什麼作為一個人的君子或小人，君子小人本來就是寄生在每個人身上的。
不少為政者行小人之道，尤其是內部的相互爭鬥，哪裡有什麼君子可言。這使得中國政治不能夠透明，因為其中的潛規則與偽善比比皆是。而為政者又必須倡導君子之道，國民才更容易被統治。這，就是政客的虛偽性了。
君子、小人的二元道德世界沒能消滅任何小人。俗話說，先小人，後君子。在一個公民社會里，公民是按照契約性的法律生活、交往的。契約的意思就是要用書面的文字來限制對方的小人之為，來保護自己的君子之為。所以，契約是人們假定對方為小人而簽訂的。這樣的契約就是小人之約，也體現了小人之德。監督機制也是用來對付小人行為的。只有當這些都健全之後，小人總是能戰勝君子的局面才會改觀。君子才可能成為真君子，小人也就沒必要做了。
忠的悖論
忠，是儒家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忠君，是這一觀念的最重要應用。
從大仁大義的角度說，“仁之忠恕”的“忠”該是忠於天下。但何謂忠於天下呢？誰來定義，哪裡的標準，怎樣解釋？都很成問題。正是因為如此，人們就特別需要一個忠的標準化組織和ISO9001認證。這個標準的認證者最後還是落在皇帝老兒頭上了。於是，忠於天下，成了忠於我即天下的“朕”，成了忠於聖上。 。。
一、儒與道（4）
當一個王朝正在興起時，儒家的忠君觀念會受到極大的宣揚。它促進了王朝的穩定與發展。而儒家思想更使得一個穩定的王朝系統達到超穩定。
忠，不僅具有道德價值，而且具有經濟價值，是名利雙收的好事。但忠臣也會遇到與大奸似忠者的鬥爭，這會有一些風險，也需要一些勇氣。但自始至終，忠臣身上一直也沒有喪失掉道德價值，身後的青史還會為此而定價。
首先就是所謂的愚忠，典型例子是岳飛。在他的背後，有一個不值得忠的君王——趙構。但岳飛是在抵禦外侮，對民族的忠與對君主的忠還不能算是一個。
雖然儒家教導說要忠君愛國，但孟子也說民重君輕。這裡就有個問題，岳飛是該忠於昏庸的趙構呢，還是該遇到昏君就反叛。反叛可能付出社會變革成本，而昏君一樣可以使社會付出停滯與倒退的成本。到底哪個更值得、更合理呢？
儒家認為，無道昏君可以被###，但必須依據天時，如武王伐紂。紂剛愎淫暴，武王得天時而誅無道，是以明君替昏王。
但更多王朝的覆滅，是因為叛變與弒君。這些，都是儒家極力譴責的，卻也是經常發生的。所謂皇帝輪流做，明朝到我家。帝王將相，寧有種乎？那些奸臣賊子，何曾以“半部《論語》”自我約束，又何曾不以儒學標榜於天下。而他們也正是鑽了儒家一個很大很深的空子，才得以成功地改朝換代。
這個空子就是：忠君的悖論。
當舊王朝行將就木，新勢力正在崛起，每個身處其間的人都會面對兩難的選擇：是繼續忠於舊的，還是趕緊效忠新的？
明朝末年可說是一個關於忠誠與背叛的很有意思的例子。
那時候有三股政治、軍事勢力。一個是奄奄一息的大明及其皇帝崇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