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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大事（6）
婚後大部分的私人時間都被孩子佔據了。新婚夫婦會立刻開始期待一個孩子的降生。一旦孩子出生，還要對孩子進行洗禮、家庭教育直到送其上學。家庭的時間表隨著孩子的成長而改變。現在，家庭中孩子的數量比過去少多了；1881年出生的女人中生育兩個及以下孩子的超過了半數，但她們卻在孩子身上傾注了過多的關注，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通常，家庭關係越親近，夫妻間的親密程度就越大。父子關係和母子關係變得日益日常化。龔古爾兄弟在他們1860年3月26日的日記中記述道：“孩子和她的母親不再像過去那樣被關在女人的房間中。孩子還在嬰幼兒時就會被公示於眾，父母會驕傲地讓保姆也出席，就好像是他們在舞臺上進行一次他們產品的偉大展示。”
從私人角度講，男人們是願意與他們的孩子一起玩耍、表達關愛的。每天早晨，歐仁和瑪麗？布瓦洛的孩子們會穿著長睡衣走進他們的臥室中，父母會把他們放到床上。1883年歐仁離家外出時，瑪麗在給他的信中寫出了這些早安問候的親情味：“只有你能知道每天早晨我床上一片亂糟糟的樣子。他們弄得我懶洋洋的，這些可愛的小傢伙們。”母愛始終受到人們的讚譽，母性是女人唯一真正滿足的角色。
隨著孩子的成長，接受洗禮和領受聖餐標誌著他們進入了基督教團體，在19世紀，這些宗教儀式已成為了普遍的家庭場景，宗教慶典有助於加強和活躍家庭關係。
法國大革命將教堂記錄誕生、婚姻和死亡的責任剝離了出去，把這項功能交給了國家。當一個孩子出生時，他的父親必須要在三天內到孩子出生地所在市的市政廳宣佈孩子的誕生。他還要帶上兩個同樣居住在本市的見證人。在做出宣告後的24小時內，一個官方的醫生會進行一次拜訪，確認這次出生確實發生了並確定孩子的性別。
原則上講，洗禮也要在孩子出生後三天內進行。若要推遲，必須要有足夠的理由。但家庭的壓力最終導致了這種宗教義務的減輕。儀式經常會被延遲，時間從六個星期甚至到兩三個月，以便讓孩子的母親也能夠參加。如果嬰兒的生命堪虞，那麼，就要儘快舉行緊急的洗禮儀式。
一個孩子通常有三個名字：一個是生身父母起的，一個是教父起的，一個是教母起的。在教堂儀式期間，教父站在抱著孩子的婦女的右側，教母站在左側，兩人都以一種象徵性的姿勢，把一隻手放在嬰兒的身上，另一隻手放在自己的法衣上。當牧師問道：“你們想要什麼？”他們回答：“我們請求為這個孩子進行洗禮。”教父隨後還要問一些其他的問題，孩子的教父教母也要一一作答。最終，孩子的父親要邀請所有參加儀式的見證人共享一餐，然後孩子的教父教母會在洗禮證明上簽名。
傳統上，教父和教母兩個人都要贈送禮物，但前者的禮物要比後者的禮物更具實質性。教父教母的官方責任是在孩子雙親去世的情況下監督孩子的基督教教育，但他們最重要的角色是向孩子提供特定的宗教儀式禮物。他們帶來嬰兒的搖籃對新生命表示歡迎，並在孩子的整個童年和青春期內透過禮物繼續與他定期往來。
教父教母也會參加家庭慶典。傳統上，第一個孩子的教父是父親的祖父，教母是母親的祖母；而第二個孩子，通常選擇的是母親的祖父和父親的祖母，如果祖父母們都去世了，會轉而選擇親近的親屬，更適合一些的是早一代的親戚。祖父母二人作教父教母這一事實正是家族專制一個很好的例子。書包網 87book。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生命中的大事（7）
第一次領受聖餐和婚禮一同被視作“一個人一生中最偉大的日子”，這是福樓拜對領受聖餐的定義。在許多方面，它都是婚姻的一種預演；聖禮所需的莊嚴許諾要在整個團體面前做出。這一切都被協調得如此美妙，不僅激發起參與者的情感，旁觀者也受到強烈感染。
這種情感部分來自於對偉大日子的預期，為這個日子進行的準備工作已是曠日持久；部分還來自於這一場合的莊嚴。1879年5月15日星期四，伊麗莎白？阿里吉在她12歲時在聖日爾曼教堂進行了她的第一次領受聖餐典禮儀式。就在1879年即將開始前的幾天，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第一次領受聖餐的一年。”她還特別提到了問答課，在這門課上她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好到足以獲得榮譽獎章和牧師的祝賀。在5月8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