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性行為和遊戲的多樣化具體符號之中，以前的陳規舊框消失不見了。到這時為止，童年已然被視作生命中一段特殊的時刻。每一本自傳都以童年開始，並會對這段時光詳盡描述，而教育小說則會追尋英雄的童年和青年時期的軌跡。與生命中的其他時期相對，童年成為了成年的基礎，而孩子則成為了一個人。
在傳統社會中不為人知的青春期少年，現在清晰地進入了人們聚焦的視野範圍。布豐，甚至是盧梭，都曾呼籲對生命中那一時期的危險性以及對今後人生的影響多予關注，這一段時期從第一次領受聖餐一直到男孩子的畢業典禮或徵召服役和女孩子的出嫁。盧梭的《埃米爾》第四冊全部都獻給了“這一關鍵時期”，這是性特徵形成的時期。“我們有出生了兩次的感覺，一次是為了存在而生，另一次是為了生活而生；一次是為了聖餐而生，另一次是為了性而生……就如同大海的咆哮遠在暴風雨之前就已然開始，新生的激｜情同樣也預言著這種風暴般的發育。朦朧的青春騷動警示著這種迫近的危險。”
將青春期視為關鍵時期的觀念，在19世紀反覆興起；最熱衷此觀念的是那些醫師們，他們在1780年至1840年期間寫了許多有關男孩和女孩青春期的論文，以及與此有關的藥物療法。青春期不僅對個人是危險的，對於社會也是如此，當然對這一點是有爭議的。尋求自身特性的青春期少年是追求自我道德與身體形象的狂熱分子。鏡子使他著迷。對馬科斯？斯特那來說，他就曾覺得自己是個“人物”，並因此產生要解除社會枷鎖的傾向。涂爾幹持有同樣的觀點。如果年輕人比他們的長輩更具自殺傾向的話，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完全融入社會。此外，青春期少年的*使他們更傾向於暴力、野蠻和虐待狂（比如對待動物）。他們有*和嗜血的癖好。
從這種對青春期少年性格特質的描述來看，這是通向青春期犯罪概念的一個步驟，雖然只是一小步，迪普拉在一本有關當時青春期犯罪及成因的典型著作中對青春期犯罪者進行了分析。迪普拉認為，青春期少年是“天生的流浪漢”，迷戀於旅行和走動，骨子裡就不安穩，整天忙碌於“近乎歇斯底里和癲癇狀態的東奔西走，他無法抗拒旅行的衝動”。青春期少年有自己的病理，包括諸如“青春期痴呆”被定義為“一種蔑視任何障礙與危險的行為需要”這樣的苦惱。這種不穩定狀態可能會驅使他們謀殺，或是成為犧牲品。
青春期少年最麻煩的事情是他正在經歷的性轉變以及他對這種過渡狀態的想法。醫師們是身體的主要觀察者，他們鼓動人們關心寄宿學校內諸如*、同性戀一類的問題，以及童年朋友之間的不正當行為。固然，只要公共禮儀未遭到冒犯，男性甚至女性同性戀就不會被視為犯罪，但同性戀這種“倒錯”卻成了一種受到詳細審查的變態行為，就像是一種疾病一樣。關注的中心是那些有著“壞習慣”的青春期少年。如何處理青春期少年過度的*是教育家們關心的主要問題，也是一個主要的社會焦點問題。這裡迫切需要專業化的知識，家庭又怎能依靠一己之力在這方面做得充分呢？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父母與孩子（8）
許多家庭痴迷於貴族化或盧梭主義，害怕與平民百姓和所謂不正當的人接觸，夢想著在家中父母注視的雙眼下來教育孩子；英語教師和奶媽成為首選。年少的司湯達還記得那種沉悶的孤獨，他的父母讓他沉浸在這種孤獨中，目的是防止“與普通人家孩子”的任何接觸，“他們從來不讓我與和我年齡相仿的孩子講話……我不得不忍受有關父愛以及孩子義務的沒完沒了的說教。”他透過撒謊來求得解脫，唯一的夢想就是逃離。
對於長到一定年齡的孩子來說，將他們送到外面的寄宿學校去被認為是必要之舉。15歲到18歲的女孩透過寄宿學校來完成她們的道德教育，併為今後的社會生活做準備，同時也為獲取在婚禮宴會中所需的“取悅於人的藝術”。生活在初中或公立中等學校那種兵營般氛圍中的男孩子們，他們在那裡準備透過學士學位考試，那是中產階級身份的一個顯著標志。這些學校名譽不佳。波德萊爾在其中的一所學校裡上學，幾乎要厭煩透了，他在1838年8月3日寫給母親的信中說：“我煩躁至極，以至於沒有緣由地大喊。”喬治？桑德對於不得不將兒子送往一所這樣的學校而憂心忡忡，她為不能再繼續教育自己的孩子而憂傷，“對於那些冷靜的家庭來說，有責任將孩子留在家中，而不是強迫他們去中學學習生活，在那裡，唯一的平等就是用拳頭獲勝。”寄宿學校因為*和同性戀現象而受到譴責。羅歇？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