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為窮困黑人的感覺怎樣？（1）
1989年秋，我開始求學於芝加哥大學。在入學的最初幾周裡，我要接受一系列的指導。在每一次活動完成特定的內容之後，我們都會被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監控的區域。在我們收到的詳細地圖中，標劃出了海德公園（Hyde Park）這一小塊領土的起點與終點：這是安全區。我們還了解到，除非是眾人結伴，或者參加某個正式活動，否則即便是在界線之外的那些美麗公園也屬禁區。
結果象牙塔變成了象牙堡壘。我當時住在海德公園的西南側，芝大安排了許多研究生住在那裡。我的學生公寓在叢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enue）旁邊一棟十層高的樓裡。這棟建築是海德公園與一個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窮困黑人區的歷史性分界線。只要你曾在美國城市裡的大學附近待過一段時間，你就不會對這種對比感到陌生。在分界線的一側，坐落著景色怡人的哥特式校園。校內是優越的學生們，大多數都是白人，正在走去上課或者做運動。而在另外一側，則是落魄的非洲裔美國人，正在提供著廉價的勞動力及服務（更換機油、擦洗窗戶、出售毒品），或者在街角行乞。
我沒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閒的時間裡，我開始作長途的散步，以瞭解這座城市。對於一名成長中的社會學家來說，芝加哥的街頭是一場盛宴。我被各種不同文化的街區和觸手可及的文化與傳統迷住了。讓我很開心的是，這座城市有一個叫做“羅傑斯公園”（Rogers Park）的片區，混聚著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作為一個來自南亞的移民之子，我成長於南加州的純白人郊區。與那裡不同的是，在這裡的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樣，有著自己的族群地盤。
我當時對環繞在學校四周的窮困黑人街區尤其感興趣。在這些街區裡有將近半數的人不工作，據說那裡是犯罪與幫派活動滋生的街區，是福利金節節攀升的街區。在1980年代後期，這些城市當中的隔離地帶得到了國家的關注。我曾經常在那裡散步，並開始在公園裡打籃球，但是我沒有看到任何犯罪行為，而且我也沒有感受到什麼明顯的威脅。我好奇為什麼學校一直都警告學生對其敬而遠之。
事實上，當地居民也對我非常好奇。這大概是因為當時在那些公園裡很少會有非黑人的遊客，也可能是因為我當時的穿著稀奇古怪。我被詢問了很多關於印度的問題——大多數我都無法回答，因為我搬到美國的時候還是個孩子。有時我會遇到野餐會，人們也會給我一些他們的黑人風味的食物。當我自稱是個素食者而婉拒的時候，他們會有點迷惑。
但是正如我是這些人的陌生人，他們於我也是一樣。
作為芝大沉重課業的一部分，我開始參加研討課。在研討課上，教授們提出了一系列社會學的經典問題：個人偏好是如何發展的？我們能否預測人的行為？教育對於未來幾代人的長期後果會是什麼？
回答這些問題的標準模式是展開廣泛的調查，然後運用複雜的數學方法來分析調查資料。這樣就會得到統計描述型別，用以預測為什麼一個人可能會得不到一份工作，或者進監獄，或者有私生子。制定好政策的關鍵，就是先要展開一項好的科學研究。
我喜歡研究者們提出來的這些問題，但是比較起我在芝加哥街頭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這種討論顯得既無趣又遙遠，既抽象又呆板。尤為令我好奇的是，絕大多數研究者似乎並不喜歡與他們所寫作的人群見面。這並非出自於任何敵意——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好心腸，而是因為與研究物件的實地交談會被認為是雜亂的，非科學的，並且有產生偏頗的可能。
第一章 作為窮困黑人的感覺怎樣？（2）
我的問題並不新鮮。實際上，社會學的領域一直以來就分為兩個陣營：定量和統計技術型的研究者，以及經常與某個群體的人們共同生活，並透過直接觀察來研究他們的生活的研究者。
第二個陣營通常被稱為民族誌研究者。他們使用第一手的材料來回答某些特定的問題，比如，邊緣社群中的人們如何生存？或者何種因素會導致一項政策在某些家庭那裡執行良好，而在另外一些家庭裡則進展不順？
而定量社會學家經常會批評民族誌研究的取向。他們認為這不夠科學，認為答案可能會只與被觀察到的特定群體有關。換句話說，要得到任何重要與普遍的結論，你都需要仰賴對大量的資料組，比如美國人口普查或者其他大眾調查資料的統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