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尚未真正遭遇到取向較為科學的社會學的挫折。但是當時我清楚，我不想整天只坐在教室裡談論數學。
所以我做了任何對種族和貧窮感興趣的明智學生都會做的事情：我穿過走廊，敲響了威廉？尤利烏斯？威爾森（William Julius Wilson）辦公室的門。威爾森是這一領域最有名的在世學者，也是社會學界最為傑出的非裔美國人。他已經在芝大執教將近二十年，曾經有兩本著作重塑了學者與政策制定者們對於城市貧困的思考。
我及時逮著了威爾森——他當時正要去巴黎度假。但是他說，他同時也正要著手開始一項新的研究，而我可以參與，如果我願意的話。
威爾森是一位溫雅多思的人。他當時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衣服，儘管早已不再叼著他那標籤式的菸斗，但是他看起來仍然像那種你在電影裡看到的教授。如果你問他一個問題，他通常會沉默不語很久——他的確威嚴十足，然後才會給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回答。
威爾森解釋說，他希望能夠更好地理解年輕黑人是如何受到其街區裡各種因素影響的，比如說，在一個住宅計劃區（housing project）中成長起來的窮人小孩，會比不在該計劃區中成長的類似貧困的小孩獲得更少的教育以及工作機會嗎？在一個被其他窮人區環繞的街區長大的小孩，與出身窮人家庭，但是在一個富裕街區長大的小孩的區別又是什麼呢？後者有可能受益於富裕街區裡的學校、服務以及工作機會嗎？
威爾森的專案尚處於計劃階段。第一步是要設計出一份基本的調查問卷，他建議我幫助他另外一個研究生設計所要提問的問題。這意味著要回顧早期關於黑人青年的研究，要看以前的社會學家們所選擇的是何種主題與問題。威爾森給了我一箱子舊問卷，他說我應該試著借鑑其中的一些問題，並提出必要的新問題。我學習到：社會學家喜歡使用他們的同事已經用過的調查問題，以便發展出可供比較的結論。這是社會學裡科學方法的關鍵部分。
我謝過威爾森，並去圖書館瀏覽他給我的問卷。我很快就發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訪談任何一個人。
華盛頓公園和芝加哥大學隔著叢林小屋街相對，是芝加哥最為莊嚴華美的公園之一。它由弗雷德裡克？勞？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和卡福特？佛克斯（Calvert Vaux）設計，面積將近四百英畝，包括一個美麗的游泳池，室內和室外籃球場，迷人的花園以及縱橫其間的曲折小路。我喜歡在環繞公園的土路上跑步。在幾十年前，它曾是一條用來舉行賽馬和賽車的路。到1940年代為止，公園周圍的街區裡大部分都還是愛爾蘭人，但是當黑人家庭開始在附近置屋買房的時候，大部分的白人家庭就都搬走了。對於學校極力勸阻學生們不要在華盛頓公園逗留，我一直都很奇怪。我沒有見到所謂的危險，至少在白天沒有。
第一章 作為窮困黑人的感覺怎樣？（3）
在跑步之後，我有時候會待在公園中央那個寬闊的沼澤瀉湖旁。有一夥老年黑人，大約六七個，每天都會聚集在那裡玩牌，喝啤酒，在瀉湖中釣鱸魚。我會花上幾個鐘頭坐在那裡，聽他們聊天。直到當時為止，我對非裔美國人的文化幾乎一無所知，對城市黑人區裡的情況也一無所知。我是在一年前剛從加州搬到芝加哥來的。在加州，我就讀的是絕對白人為主的學校——位於海邊的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C San Diego）。
我一直在閱讀一些有關芝加哥黑人社群的歷史著作，有時我也會向這些人詢問我所讀到的事件和人物。比起書中的歷史，他們講述的故事要遠為生動。他們通曉機關政治的錯綜複雜——比方說，要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建築許可，你必須要跟誰交朋友。他們會聊起他們年輕時的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以及它跟今天的幫派如何截然不同。有人痛心地說：“黑豹曾有過針對兒童的早餐專案，但是現在這些黑幫只會衝他們開槍，喂他們吃毒品。”我已經對民權運動時期的黑豹在芝加哥所發揮的作用有所瞭解。不過，我從電影、報紙，當然還有從芝大不斷髮布的有關回避特定街區的警告中所得到的關於現代黑幫的知識，實在有限。
一位老者關於種族的言論讓我尤為感興趣。他的觀點是：白人和黑人永遠不能公開對話，更不必說生活在一起了。他們當中最為健談的是列奧納多？考布斯（Leonard bs），他也被喚作“老時光”。一天，他跟我說：“永遠不要相信白人，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