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
日本文學從平安王朝的《源氏物語》以降，凡寫男女，只言情而不直寫床笫之間的事。雖然千百年來情愛不斷，但西鶴是第一個在中對性直言無忌，把它放進庶民社會來寫，寫當時頗為流行的人肉市場，暴露這種人肉市場的醜惡。他力寫當時風月場所的各種風俗、人物、景象，形成風月場所的大百科全書與對當時社會生活的無情解剖。作者不僅在描繪現象，更致力於刻畫人物心理，特別是描寫這一女子開始時身不由己而接客，在被動的凌虐中慢慢適應，終於潛在的*被畸形地喚醒的一個發展過程，和中國的《痴婆子》一樣，都具有性心理學教科書的重要意義。
正文 對性文學的查禁
性在古代往往和現代一樣，是被列入“禁燬”之列的，雖然現代社會具有一種較為開明的趨勢。wwＷ。hＡＯＳＨＵdＵ。ＣoＭ
查禁書籍是歷代王朝鞏固其統治的一種手段，這是因為，文字對於社會思想的影響是巨大的，在中國，禁書向來是和政治統治相聯絡的統治者思想文化政策的體現，統治者借禁書以箝制民眾的思想，穩定統治秩序。歷代所禁的書籍大致有兩種，一是政治性的“邪書異說”，它直接危及統治秩序，當然禁無赦，甚至大興“文字獄”；一是以性為代表的“淫詞”，它使民眾衝擊禮教的束縛，大膽地追求自由幸福，間接地危及封建統治，所以也在不遺餘力地查禁之列。
清朝的皇帝清世祖於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正式下令，嚴禁“瑣語淫詞”，“違者從重究治”。可是，這類、戲曲流傳太廣，民眾愛看，書商為了圖利仍千方百計、改頭換面地出版，所以到了清朝的第二代皇帝即位時，在康熙二年（公元1662年），清政府又頒佈命令：“嗣後如有私刻瑣語淫詞，有乖風化者”，必須查實議罪。
在康熙執政的61年間，曾四次下旨，嚴禁“瑣語淫詞”，而且把它寫進了《大清律例》，作為固定的法規，在該律卷二十三《刑律·賊盜上》寫道：
凡坊肆市賣一應淫詞，在內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督撫等轉行所屬官弁嚴禁，務搜板書，盡行銷燬。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看者杖一百。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與該部按次數分別議處。仍不準藉端出首訛詐。
這種禁令，貫徹於清王朝的始終，從乾隆到光緒，歷代皇帝無不十分強調，到了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還一再強調對“造刻淫詞”者的懲處決不減輕。又過了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就滅亡了。
在二百多年的時間內，清王朝的朝廷和地方政權一共禁燬了多少種，現在已經很難準確統計了，因為大多數禁令都泛泛地限定“淫詞”，寬嚴完全憑地方官吏把握。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批准刑部給事中劉楷請禁的奏疏，劉楷曾提出一個包括150餘種的書單。乾隆時經軍機處查禁和各省收繳應禁燬的，見於各種禁書目或違礙書目的主要有《定鼎奇聞》《丹忠錄》《遼海丹忠錄》《鎮海春秋》等*種。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御史伯依保請禁，所列有《燈草和尚》《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5種。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江蘇按察使設局查禁“淫詞”，所開“計毀*目單”，列《昭陽趣史》等115種。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浙江巡撫、學政等設局收繳*板片書本，所開“禁燬書目”列119種。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計開“應禁書目”268種，可謂洋洋大觀。
日本歷史上性風氣遠比中國開放，以“黃｜色*”、“有傷風化”的罪名禁書的事不明顯，在有些性風氣特別開放的時期如江戶時代則更為寬鬆，從明治時代開始嚴格起來了。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逐漸走上了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相繼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這是比中國封建統治者“朕言即法”進步的地方。
經過一段時間的試行和憲法及一些行政法規的實施，日本政府於1893年明治26年4月正式頒佈了《出版法》。根據《出版法》的規定，出版物在正式發行前三天，必須向內務部上交兩部樣書，以供審查。內務部及有關部門如果認為出版物不宜發行，內務大臣得禁止它的散佈和販賣，並予以沒收。如果出版者還繼續其出版行為（如印刷、散發、販賣等），則處以徒刑或罰款，從這一點看，日本歷史上的禁書要比中國的清代寬鬆得多。在中國清代，在禁書的過程中動輒將當事人判刑、流放，而日本在第一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