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茹毛飲血，不是不患寡，而是隻有寡，自是唯重均平。而時勢精進，人更近天，物產豐，商貨盛，靠的是智巧力勤。我英華所倡天人之倫，尤重人人自利，何以自利？以勞得酬！如此即有多勞少勞，勞心勞力之分，大害更在不勞而獲，如偷盜，如劫掠，如欺瞞，無官府，何以制害？”
三位教授從不同角度進行駁斥，四周不僅士子們點頭，民人們也都在點頭，沒多少人覺得天下能少得了官府，區別只是好官府和壞官府。汪士慎說官府是天下大害，聽那意思是不要官府，但凡有家業有恆產的，都不會贊同。
汪士慎沒說話了，他以為是皇帝先讓三人駁斥了他，再來處置他。以本心而言，他對聖道皇帝滿心崇仰，這皇帝幾乎就是個王莽，成功了的王莽，將舊天地豁然撕裂，還華夏朗朗青天。墨學能起，也是皇帝功業，他不願再在皇帝面前爭辯。
李肆卻又催起來了：“汪士慎，你也是學貫中外的，嶺南各家學院裡都有《官府兩論》和《利唯坦》等，你也該讀過，朕不信你眼裡就只有官府之害。要想墨學大興，光靠古墨是不夠的，朕也不信，你就這麼被他們辯倒了，繼續……”
之前兩方之爭，其實只是立場之爭。天道派以“持中”自居，不站在哪一方，當然，天道派實際多入仕途，都認為華夏正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官府必須承擔引領華夏逐潮而進的重任，其實立場更多在官府一面。
而汪士慎倡墨，則是強調讀人該站在民人一邊，自然要講官府之害。
除開華夏先賢的論述，從歐羅巴傳過來的一些籍也專門論述了……國家也好，官府也好，反正都是政權的利害合一，這些並沒有在社會上廣傳，而是放在學院裡，供士子們參考借鑑。
實際上這些也難以在眼下的華夏獲得廣泛共鳴，畢竟歷史傳承和文化背景，也就是所謂的“語境”差得太多，再加上翻譯者的自我理解，很多概念都有了偏差。
《利維坦》所持世界觀，認為物質恆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物質存在的形式又是運動。英華翻譯者一讀，喲，這不就是咱們所說的上天自在，上天恆在，天道恆進麼？偏差就從這裡開始。霍布斯是談物質，華夏是談上天，這上天不僅包括物質，也包括人心。而霍布斯談運動，華夏談天道，天道不止有物質運動的規律，也有人類社會的規律。
《利維坦》再談到國家的“契約意志”，基於兩個立論，一是自然人“生而平等”，一是協力共存，因此才將一部分權利讓渡出來，由其統治所有人。而英華的翻譯者順手就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用上了……
《利維坦》的核心思想是反對“君權神授”，反對教皇所握教會的世俗權力，為不列顛自立於歐羅巴，為不列顛國王君權自立於羅馬教廷之外張目，這背景跟華夏曆史就不搭調。
看得懂的都是老東西，看不懂的也不懂，即便這本丟到大街上，怕也沒多少人撿。
對滿清理儒來說，這種論調自然是違了君臣綱常的“悖逆之言”，皇帝是君父，官府是父母，這是血緣關係，由不得你選擇，說這君父，這父母是萬民分割自有之權而成，難道你生父還是你這兒子生的！？
而在英華，《利維坦》又顯得過時而且簡單了。李肆稱帝，以萬民之約承天命，其實就已經勾勒出了契約論的輪廓。而後的《皇英君憲》，也更直接闡明瞭君權的權責義務，比《利唯坦》更清晰完整。之後李肆漸漸淡出政務，政事堂逐步接過相權，皇帝與官府又正在割裂，這也非《利維坦》所能描述的狀況，畢竟不列顛那邊君權一直都是有限的，霍布斯此，甚至還是在呼籲加強君權。
這本在英華的學院裡並沒有掀起多大的思潮，但大多數學子卻都看過，重點還不是看官府的利害合一，而是覺得這分割個體，匯成一體的“契約意志”很新鮮，未嘗不是“民心”和“大義”的細緻解析。
官府的利害合一，華夏先賢也早有論述，只是大多數時候將君權跟官府混淆在一起。晚明黃宗羲談君王乃天下之大害，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因此李肆不認為，汪瞎子在讀過《利唯坦》後，思想還這麼僵化守舊，他希望聽到主張背後的思想根基。想要墨學進學院，光立旗幟還不行，得拿出真正的乾貨。
汪士慎苦笑，之前的辯論，確實只是以立場切入，真正的學思根底，只能一步步展開，現在皇帝要他露底牌，他也只有硬著頭皮上了。
“士慎非因不平而鳴，而是這不平既非仁道，也非天道！天生萬物，有生老病死，有滄海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