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報》雜誌社寫了一封信，題目是《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當《中國青年報》把這封信刊登出來之後，即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並且在該報刊上發起了一場關於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大討論。人們圍繞著‘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作出了各種各樣的回答，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紜、各抒己見。為此，給你們佈置了一篇《我的理想》的作文題。同學們交上來的作文，我都作了批改。應該說，絕大多數同學的文章寫得都很不錯。這說明了大家對‘人生的意義’這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都進行了認真的獨立思考……”
李祖明老師，瘦高個子，戴著一副鏡片很厚的近視眼鏡，兩鬢斑白，面板粗糙，有些駝背。他今年四十五歲，而外表比實際年齡卻顯得蒼老許多。不過，他講課時那流暢的語句與合拍的手勢，充分表明了他是一個極富人生激情的教師。
從本校初中部升至高中部的學生們都知道，幾年前有一個叫“李老頭”的校園勤雜工。那是一個頭發花白凌亂、戴著總是缺了一條腿的近視眼鏡，整天穿著一身灰色破舊帆布衣服的男人。多年來，這個“李老頭”總是一個人在校園裡掃馬路，清樓道、擦窗戶、洗廁所，還兼做一些搬扛運送雜物的活兒。他走路時習慣於低垂著腦袋，從來不主動與任何人打招呼。即使有人向他問話，他的回答大都是“哦”、“嗯”、“是”的幾個單詞。他在學校裡的住處，是一間簡陋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一個人沒有家室老小，過著一種狐獨而悽苦的日子。直到一九七八年秋季開學之際，高中一年級文科（1）班的學生們才驚訝地發現，講臺上站著的這位新來的語文老師竟然就是他們以前都非常熟悉的校園勤雜工“李老頭”。
原來，二十多年前，李祖明從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被分配到了南疆市第六中學，當了一名語文老師。不幸的是，在一九五七年時剛滿二十四歲的他被劃為“右派”分子， 同時也被剝奪了走上講課的權力。從此，他便在學校後勤科的監管下扛起了掃把，就地被勞動改造。到了一九六二年，雖然給他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勞動改造的工作仍不變。“*”期間，他作為“黑五類”（注：簡稱“地、富、反、壞、右”）中的“摘帽”右派，自然少不了被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經常在大會上揪出來批鬥。多年來，他一直老老實實地夾著尾巴做人，長年累月地充當著勤雜工的角色。直到了一九七八年秋天，李祖明終於被徹底“*”了，並重新走上了講臺。這時，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教學工作上，很快以其才華橫溢的教學水平贏得了文科（1）班同學們的敬重和愛戴。
“人生觀、世界觀的問題是千百年來人們熱衷探索的問題。你們馬上即將高中畢業，不論今後能否則繼續升學，遲早都要走進社會去面對新的生活。這個時候如果能夠去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對你們年輕人來說，這是一件有百益而無一害的事情呀。”李祖明老師指著寫在黑板上的那句口號，面對著全班同學們的目光，侃侃而談：“你們可能並不知道，‘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句口號在五十年代就曾經風行一時。那時候，我還在大學裡讀書。二十多年過去了，時至今日，報紙雜誌又再次把這句話拿出來讓人們展開討論，那麼，它到底對不對呢？我不知道你們誰願意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場和觀點？”
班上的大部分學生都主動地舉起了右手。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認為這句話是不對的。”班長廖明超頭一個站起來，充滿激情地表明瞭自己的觀點：“毛主席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所以，我們應該大講‘為人民服務’，大講“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奉獻精神。在為實現“四化”的新長征路上，要像雷鋒同志那樣，一輩子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我完全贊同班長的觀點。”劉雲峰接著站起來，旗幟鮮明地說道：“雷鋒精神的核心是什麼？是服務於人民，奉獻於社會。我們應該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像雷鋒同志那樣做人和做事。”
“我認為，”何秋霖的發言換了一個視角，剖析道：“潘曉所說的‘主觀為自已，客觀為別人’，完全就是抱著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持這種觀點的人應該遭到徹底批判。”
“有沒有誰有不同的意見？”李祖明老師微笑著問道。
座位上的同學們開始私下與同桌嘀嘀咕咕，議論紛紛。
“我並不反對奉獻精神，”副班長吳燕玲站了起來，有條不紊地說道：“我覺得‘只講奉獻、不求回報’只是一種崇高的思想境界，而這在現實生活中也不是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