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辯護，迫使警方將鐵絲籠子撤走。成千上萬的人在審判期間湧上約翰內斯堡街頭，抗議斯揣敦政府①的反民主行為。
①斯揣敦，1954年繼馬蘭成為南非政府首腦，1958年8月病逝。
由於缺少罪證並緩和國際輿論的壓力，1957年12月，大法官宣佈停止對61名被告的起訴，其中包括盧圖利酋長和奧立弗·坦博。盧圖利酋長不無遺憾地表示：“當我接到被釋放的訊息時，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真實的情況是我寧願與我的同志們一起去經歷整個事件。”確實，整個審判充滿著戲劇性。當午飯送到審判進行的特維斯特大街的操練廳時，被告們邊吃邊四處走動，和因為管制禁令而喪失了聯絡的老朋友交談、說笑。在沒完沒了的出示證據、證人出庭的過程中，被告有的打瞌睡，有的織毛衣，整個場景讓人很難想象是一場叛國罪審判。
主要的審判於1958年8月開始。辯護律師的隊伍由一批精明強幹的律師組成。他們中有包括具有英國王室法律顧問身份的伊斯拉爾·梅塞爾和布萊姆·費希爾。此案亦引起了國際法學界的注意，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專門派了觀察員旁聽。哈佛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歐文·格里斯沃德也專程趕來，並向倫敦的《泰晤士報》寫稿報道審判過程。這時，所有被告均已獲得保釋。
這一審判案也使一些白人對種族主義政權的認識更加清醒。他們創立了叛國罪審判辯護基金。正如《新世紀》的編輯、叛國罪被告福爾曼所說的，參加這個基金的“恰好是白人社會的那個階層”，這些人常年來與政治問題毫無關連。他們中間包括開普敦的大主教、約翰內斯堡和格雷厄姆斯敦的主教、開普敦大教堂的教長、全體自由黨和工黨議員，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校長以及許多教授。基督教行動領導人坎農·約翰·科林斯亦在倫敦發起建立了一個國際援助基金。
曼德拉一個人的“罪證”就佔了法庭記錄的400頁。貝克律師是一位堅決主張種族隔離的阿非裡卡人。他在法庭上對曼德拉的盤問極具挑釁性：“你的自由對歐洲人不構成直接威脅嗎？”“不，它不會構成對歐洲人的直接威脅，”曼德拉明確地回答：“我們不是反對白人，我們反對的是白人至上。在這與白人至上的鬥爭中，我們得到了一部分歐洲人的支援。很清楚，非洲人國民大會始終堅持種族和睦的方針，我們譴責任何人鼓吹的種族主義。”1959年1月19日，法庭不得不宣佈64名被告的指控書被撤消。這樣，156名被告人中僅剩下31人繼續受審，曼德拉仍在這些被告人之中。
這時，曼德拉還剛剛結婚。然而，他既沒有自由到處去旅遊，也沒有閒情逸致去享受“蜜月”的溫情，他不得不往來穿梭於約翰內斯堡與比勒陀利亞之間，為叛國罪一案奔忙。對那段生活溫妮·曼德拉是這樣回憶的：
作為一個家庭，我們的生活仍舊是不正常的。每天早晨，納爾遜到比勒陀利亞接受“叛國罪”的審訊。我則到奧蘭多去。他的大部分時間花在比勒陀利亞。在那裡，他同許多律師在一起準備辯護詞。回家之後，他還常常到非洲人國民大會去參加執行會議。他抓緊時間跳進澡盆洗澡，換衣服，衝出去，坐上車趕往“叛國罪”審訊法庭。他甚至連吃飯都顧不上。我要強迫他坐下來吃飯，而此時電話鈴又響了：他必須到某警察局去保釋一個人。他出去以後，我要接待一連串的人，他們的朋友和親戚被關起來了，要求納爾遜把他們保釋出來。
與此同時，曼德拉和坦博不顧“集團居住法”的規定，冒著被指控和驅逐的危險，仍然堅持在約翰內斯堡的城區開辦律師事務所。每天一清早就開始上班，受理各種訴訟案件，白天趕到90英里遠的比勒陀利亞去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熬過單調的一天後，又開車返回辦公室，繼續辦案。有時，他還要把一些被告同伴開車送回家。週末，曼德拉還在奧蘭多開辦了一個法律所，在奧蘭多那座門牌號為幻15的小房子裡為黑人辦案。
在這繁忙的日子裡，也偶爾有些小花絮。在一次聚會上，曼德拉和溫妮快結束時才到。他確實很忙，難得參加這種社交活動。溫妮的年輕美貌很快引起了在場人們的興趣。“喂，納爾遜，你在什麼地方碰到這位小姑娘的？”一位朋友明知故問。“哦，你不知道嗎？這是我從守舊派人群中搶救出來的。”曼德拉的詼諧引起了一場大笑，弄得溫妮不知所措。“這麼說，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啦。”“不對，應該說是政治救星。”又是一場鬨笑。還有一次，當人們問及溫妮的工作時，曼德拉一本正經地說，“她是專和碎骨頭和交通事故打交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