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大會強調的是為非洲人贏得政治權利。同時，兩者之間經常進行密切合作，這是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消滅白人的統治。隨後他談了自己對南非共產黨的認識的轉變過程：從不信任到信任，從不合作到合作。他還指出：
我們並不僅僅在國內政治中把共產黨人看作支援我們事業的人。在國際領域，共產黨國家一向給我們以援助。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機構中，共產主義陣營一直支援亞非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對我們的處境，他們看上去往往比西方國家更為同情。雖然全世界一致譴責種族隔離，但是共產主義陣營比絕大部分白人世界對種族隔離的譴責更響亮。
他也坦然承認馬克思主義對自己的影響，同時也表示對英國政治制度與司法制度和美國國會制度與三權分立的原則的尊重。他認為自己的思想受到東西方兩方面的影響。
最後，他揭露了南非種族主義政權造成的貧富差別和白人與黑人的極度不平等狀況。生活上的貧困伴隨著營養不良和疾病，這些條件影響了整個非洲人社會的工作水平。同是教育上的極度不平等更加劇了這種差別。
他指出：
一般說來，非洲人孩子上學要比白人孩子花費更多的錢。根據南非種族關係研究所1963年的刊物所引用的數字，7一14歲的非洲人兒童中有40％不上學。那些上學的孩子所受到的教育，遠遠比不上白人兒童。1960—1961年政府對國家資助的學校中非洲學生提供的經費約為人均12。46蘭特。同期，開普省白人學生人均教育經費（這是我能得到的惟一資料）為144。57蘭特。
他進一步指出，影響非洲人經濟地位提高的另一個主要障礙是工業中的膚色歧視。較好的職位專為白人保留，他們的工資也大大高於非洲人的平均收入。而低下的工作一律由非洲人幹。他說：
每當要搬什麼，要打掃什麼，白人就要找一個非洲人來替他幹，不管這個非洲人是否受僱於他。出於這種態度，白人傾向於把非洲人看作異類。他們不把非洲人看成有自己家庭的人，不認為他們也有感情——他們也像白人一樣相愛，他們也想像白人那樣與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們也想掙足夠的錢以使他們的家庭能舒適地生活，有飯吃，有衣穿，能上學。哪一個“家庭僕人”、“庭園僕人”或勞工能有這樣的希望呢？
最後，他描繪了自己為之奮鬥的理想社會：在那樣的社會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處，具有平等的權利。“我希望為這個理想而生活，並去實現它。但如果需要，我也準備為這個理想獻出生命。”
長達4個多小時的講話使絕大部分在場的人受到震撼，婦女不住地哭泣，外國記者奮筆疾書，將一封封電文發往國外報紙，平時愛打瞌睡的白人警察凝神細聽……喬爾·喬夫記述了當時的情景：曼德拉唸完了他的宣告，“法庭上持續30秒鐘鴉雀無聲。聽眾席上傳來深深的嘆息和婦女的哭泣。我們這樣坐了整整一分鐘，緊張氣氛才消去。”在隨後的法庭辯論中，西蘇魯和姆貝基分別對原告進行了有力的辯駁，並闡明瞭自己的觀點。
曼德拉等人的命運牽動著所有南非黑人的心。一方面，非洲人國民大會透過地下網路組織人民向政府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坦博則透過國外渠道充分調動國際輿論。同時，曼德拉在特蘭斯凱的鄉親們也為拯救他的生命絞盡腦汁。在曼德拉被判罪的前兩天，滕布族的長老們捎信讓溫妮去一趟，溫妮立即趕去。她後來回憶：
有些長老同我攀談，說我進入法庭前，有個會法術的人將給我一件東西，我必須把它放進鞋子裡，這樣白人在法庭上就不會對納爾遜於某些事情了。……我來到司法大廈時，他們遞給我一個裝有褐色油狀液體的，1、瓶子，看上去裡面像是裝著毛髮似的。我沒有勇氣去拿。我還不夠成熟，還沒看出來這不至於有什麼危害，接受下來能討長者們喜歡。我知道，這對納爾遜不會有什麼效果，儘管這些草藥被認為可以使他得到釋放。他寧願透過鬥爭，而不是透過草藥來獲得自由。
溫妮因為沒有遵照長老們的意思去做，以致引起了他們的猜疑。
6月11日，法庭裁決：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條罪行。在9名被告中，8人被判有罪，只有伯恩斯坦被宣佈無罪。被告們對這一判決都很鎮定，他們關心的不是判決的結果，而是被判處死刑後應該怎樣去鼓舞正在戰鬥的黑人群眾。他們一致決定，如果被判死刑，他們將不提出上訴。
6月12日，法庭最後宣判日。溫妮帶著5歲的津妮和4歲的津薺也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