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習以為常的電子銀行和民航訂位系統的誕生。商用分時系統的介面設計通常十分簡陋，輸出形式和打字機幾乎沒有什麼兩樣；而且對任何單一使用者而言，整個系統似乎刻意放慢速度，以便其他人也能夠得到他們應有的那一份電腦資源。另一方面，電腦製圖大多應用在獨立計算上。到1968年，價格在2
美元左右的小型機開始出現，主要原因是當時的工廠和機器自動化（automation）程序都需要非常精確而且實時的控制系統。電腦製圖也是一樣。這種獨立的電腦製圖系統與顯示裝置一起，構成了今天我們所瞭解的“工作站”（worksta－tion）的前身，其實工作站只不過是穿上了長褲的個人電腦罷了。多模式介面
我們通常都是把累贅當成一種壞現象，暗指無謂的冗長以及漫不經心的重複。在早期的介面設計中，人們研究互動技術，並且嘗試為不同的環境明智地挑選出不同的介面運作方式。光筆（lightpen）會不會比資料板更好呢？這種“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維方式，是受到了一種錯誤信念的支配，即以為任何一種特定的情況都會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好解決方案”。之所以說這種信念是錯誤的，是因為人是互不相同的，情況也是瞬息萬變的。此外，某種特走的互動方式究竟適合哪種環境，很可能要視你當時可用的通道而定。大底下沒有一種最佳的介面設計。
我還記得，70年代中期，我去拜訪一位海軍上將，當時他有一套最先進的指揮控制系統。他先向一位下級水兵發號施令，然後再由其十分盡責地把命令輸入電腦。因而，在一定的意義上，整個系統有了一個絕佳介面，這個介面不僅能識別語言，而且還很有耐性。海軍上將可以隨心所欲地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邊談話，一邊指手劃腳。他完全就是他自己。
儘管如此，海軍上將從沒想過透過這樣的間接介面來策劃一場進攻。他很清楚水兵可以從電腦系統的小小顯示器上，一窺整體形勢，但是他寧可和牆壁上一張很大的戰區地圖直接互動，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把小小的形狀各異的藍色和紅色軍艦標誌，釘在這張地圖上。（那時我們總是開玩笑說，蘇聯人也用同樣的顏色。）
海軍上將樂於使用這張地圖，不只是因為地圖是傳統的作戰工具，有清晰的畫面，而且還因為他可以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當他移動地圖上的軍艦的時候，他的手勢和動作都加強了他的記憶。他完全陷入到戰局的演示之中，連脖子上的肌肉都繃緊了。這種介面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而是“二者兼顧”（both／and）。“二者兼顧”的思維帶來了一大突破，簡單他說來，就是“累贅是好的”。事實上，最好的介面應該是有許多不同而並存的交流渠道，透過這些渠道，一個使用者可以利用一組不同的感應裝置（可能是使用者的，也可能是機器的）進行表達並擷取意義。同樣重要的是，一種交流渠道也許能夠彌補其他渠道傳遞資訊之不足。
例如，假如一間屋子有十來個人，我問其中一個人，“你的名字叫什麼？”除非在我問話的時候，你能夠看見我的目光所及之處，否則這個問題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也就是說，形容詞“你的”，其意義來源於我的眼睛注視的方向。
這種狀況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狄克。波爾特（DickBoLL）和克里斯。施曼特（ChrisSchmandi）所開發的名為“把它放在那兒”的程式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證。1980年推出的該程式第一版，能夠讓你對著牆壁大小的顯示器說話和作手勢，以及在一個空白的螢幕上（後來改成加勒比海），移動簡單的物體（後來化為船隻）。在“把它放在那兒”程式的示範影片中，這個程式誤解了一條指令，施曼特脫口而出：“哎呀，該死”這句話在影片中給觀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提醒許多未來的觀眾，有待努力的地方還有很多。
整個構想其實再簡單不過：說話、指點和眼神，應該作為一個多模式介面（multimodalinterface）的不同部分共同工作。這種多模式介面，不再僅僅是來來回回地傳遞訊息（這是分時的基礎），而是更像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談話。
當時，這種試圖以“二者兼顧”的方式來設計介面的研究，和其他類似的早期研究一樣，看起來像門有水分的科學。我就不怎麼看得起介面研究中的測試和評估工作。或許我大自大了，不過我認為假如你必須在小心翼翼地測試某個設計後，才能看出它所造成的差異，那麼，這個設計首先根本就沒有造成足夠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