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他有八股氣了。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錢》曾登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113這在當時，明顯帶有反清排滿的民族革命色彩。——後來他有所說明：“革命精神的懷古，是一種破壞現狀的方便，與對於改革而起的反動的保守的運動很不同，譬如希臘復活古語，貌似復古，其實卻在驅逐闖入的土耳其語。中國革命以前的復古思潮也如此，與革命後的反動的復古完全是兩樣的；所以我們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懷古的思想要能客觀的理解他，不可將他認作民族的傳統精神。”114周作人的復古立場，前後堅持了將近十年。除此之外，他還講到一層：“我總覺得受了不少影響，革命前後的文字上的復古或者也是一種，大部分卻是在喜歡講放肆的話，——便是一點所謂章瘋子的瘋氣。”115此即傳承了浙江“深刻”一脈文風，對他自己身上的“叛徒”或“流氓鬼”不無啟發作用。民報社聽講的同學中，錢玄同、朱希祖、許壽裳等，將來繼續出現在周作人的世界裡，有的還扮演了重要角色；三十年後錢玄同逝世，周作人所寫輓聯有云：“同遊今散盡，無人共話小川町。”116
周作人傳 第二章 一九○六（6）
周作人說：“魯迅計畫刊行文藝雜誌，沒有能夠成功，但在後來這幾年裡，得到《河南》發表理論，印行《域外小說集》，登載翻譯作品，也就無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編，專載評論，後者乃是刊載譯文的乙編吧。” 117為《河南》雜誌所寫文章，就明顯有著章式“文字上的復古”的傾向：“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民報》的影響。”118——關於此事緣起，周作人說：“可巧在這時候有我在南京認識的一個友人，名叫孫竹丹，是做革命運動的，忽然來訪問我們，說河南留學生辦雜誌，缺人寫稿，叫我們幫忙，總編輯是劉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們於是都來動手，……”119計第一號有魯迅的《人間之歷史》，第二、三號有魯迅的《摩羅詩力說》，第四、五號有周作人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第五號有魯迅的《科學史教篇》，第七號有魯迅的《文化偏至論》，周作人口譯、魯迅筆述的藾息（Emil Reich）120作《裴彖飛詩論》（未完），第八號有魯迅的《破惡聲論》（未完），周作人譯亞倫坡作《寂謨》121、契訶夫作《莊中》122，第九號有周作人的《哀弦篇》。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123，二人所寫多為長文。
編輯《河南》的劉師培，此前還曾主持《天義報》。一九〇七年下半年，周作人在這裡發表過一些作品。其中以《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124及兩篇《讀書雜識》125較為重要。《讀書雜識》列舉俄國斯諦勃鄂克（Sergei Mikhailovich Kravchinski，筆名S。 Stepniak）126、匈牙利裴彖飛（Petofi Sándor）127等，實為魯迅《摩羅詩力說》及他自己的《哀弦篇》之先聲；而針對當時人們“競趨實質”、“尤薄文藝”所說“吾竊以為欲作民氣，反莫若文章，蓋文章為物，務移人情，其與讀者交以神明，相喻於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為深久，莫能漶滅，故一書之力，恆足以左右人間，使生種種因緣”，又系《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之雛形。《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介紹俄國克羅頗特庚（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28有關虛無主義的解釋，也可以視為《河南》上“《新生》甲編”的必要補充。以後周作人將克氏列為對自己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之一，所看重的是“虛無論的意思實在只是中國所云無徵不信，換句話說就是唯物的人生觀，重實證而輕理想”129。
透過給《河南》撰稿，以魯迅為主，周作人為輔，共同構築了一個思想體系，綱領即是《文化偏至論》中所說“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十年之後，他們藉《新青年》重在思想界發難，實系在此基礎之上，有所發揚光大。一九二五年魯迅出版論文集《墳》，將《河南》上自己的幾篇完整之作收入，表明繼續認可其中觀點；周作人則始終堅信“群眾就只是暴君與順民的平均罷了”130，也是脫胎於“任個人而排眾數”。當時二人所作，既相互呼應，又相互補充，應該是長久醞釀、反覆切磋的結果。《摩羅詩力說》、《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