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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作人的思想歷程中，這是一段短暫然而不應忽略的插曲。從前他在《碰傷》中說：“聽說，這次碰傷的緣故由於請願。我不忍再責備被碰的諸君，但我總覺得這辦法是錯的。請願的事，只有在現今的立憲國裡，還暫時勉強應用，其餘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譬如俄國，在一千九百零幾年，曾因此而有軍警在冬宮前開炮之舉，碰的更利害了。但他們也就從此不再請願了。……我希望中國請願也從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罷。”三一八慘案後，他說“這回的數十青年以有用可貴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毀於無聊的請願裡，這是我所覺得太可惜的事”522，言外之意還是如此。將“希望中國請願也從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罷”與曾經概括的五四兩大流弊“有公理無強權”和“群眾運動可以成事”相對照，可知周作人之抵制群眾運動，很大程度上因為“這辦法是錯的”。而在他眼中，北伐革命大概屬於“對的辦法”。也就是說，當不再“有公理無強權”，他就以為“可以成事”；從而忽視了歸根到底這仍是一場“群眾運動”。另一方面，周作人所謂“自己的責任”之所以獨立於群眾運動，因為這才稱得上“思想的戰爭”的一方，群眾則與此無關，抑或只能居於反動地位；現在以“思想的戰爭”形容一場實際上的群眾運動，說明並未排除“自己的責任”可能借助特定的群眾運動得以實現。“民主思想與酋長思想之戰”，換個說法正是“文藝復興”、“覺醒”；這樣一來，“革命是不會有的”、“赤化也不會有的”之類預言，好像也推翻了。周作人徹底認清群眾運動的本質尚須時日，或者說，要等到有人為此付出血的代價之後。
這一天很快到來。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所作《命運》523，標誌他的希望開始破滅：“幾年前我有過一句不很樂觀的話，便是說歷史的用處並非如巴枯寧所說，叫我們以前事為鑑戒，不要再這樣；乃是在於告訴我們，現在又要這樣了。見報上載國民黨內訌的新聞，令我更確信以前所說的話是不錯了。我們不必說明對於所謂左右派是什麼意見，但總之覺得‘太平天國’的影戲似乎在演起頭了。無論怎樣懂得唯物史觀，卻不懂得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七十年史，這是何等可惜的事。易卜生在他的劇中高呼曰，‘鬼！鬼！’這是何等可怕。嗟乎，人終逃不了他的命運，雖然科學家硬叫他曰遺傳。”好比把從前所說“今瞻禹域，乃亦惟種業因陳為之蔽耳，雖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為此懼”重述一遍。兩天後，周作人日記有云：“植樹節，駝群同人至海淀旅行，在士遠處午餐。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八日與張挹蘭等被執行死刑。”他著文頌揚李大釗“以身殉主義”524；並偕同友人保護烈士遺孤：“守常的兒子以後住在我家有一個多月，後由尹默為經營，化名為楊震，送往日本留學。”525六年以後，又參與籌劃為李大釗舉行公葬，以及聯絡出版全集。而在當時，更大的打擊繼而降臨：南方開始大肆清黨。對此周作人說：“普通只覺得南京與北京有點不同，青年學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動，卻終於一樣地被禍，有的還從北方逃出去投在網裡，令人不能不感到憐憫。至於那南方的殺人者是何心理狀態，我們不得而知，只覺得驚異：倘若這是軍閥的常態，那這驚異也將消滅，大家唯有復歸於沉默，於是而沉默遂統一中國南北。”526他所企望的“思想的戰爭”或“民主思想與酋長思想之戰”，被殘酷的現實所一筆勾銷了。
周作人傳 第五章 一九二三（17）
然而周作人並未就此沉默。他將所發生的一切歸咎於國民性——所說“南方的殺人者是何心理狀態”答案就在於此，這與“人終逃不了他的命運”其實是一回事：“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黨，洪憲的殺民黨，現在的殺###，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彷彿中國人不以殺人這件事當作除害的一種消極的手段，（倘若這是有效，）卻就把殺人當做目的，借了這個時候儘量地滿足他的殘酷貪淫的本性。在別國人我也不能保證他們必不如此，但我相信這在中國總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遺傳病，上自皇帝將軍，下至學者流氓，無不傳染得很深很重，將來中國滅亡之根即在於此，決不是別的帝國主義等的關係，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也是智識階級的蔡胡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527“這實在足以表出中國民族的十足野蠻墮落的惡根性來了！我常說中國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殺，最兇殘而又卑怯的。——這個，我不願外國流氓來冷嘲明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