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刺激。於是他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吾他日能見中國有一國家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劍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萬萬方裡、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
1916年，身在美國的胡適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他“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胡適曾說：“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
胡適告誡學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圖書館方才讀書的，有了圖書館也不肯讀書。凡是要等到有了實驗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實驗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適曾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勉勵：敬愛的朋友們，讓我們都學學大海，“大水衝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他們”對石子和穢水，尚且可以容忍；何況“我們”自家人的一點子誤解，一點子小猜嫌呢？親愛的朋友們，讓我們從今以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頭踩那傷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頭來自相踐踏。我們的公敵是在我們的前面；我們進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適在寫給魯迅、周作人兄弟和陳源的勸架信中說：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嘲笑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遺蹟，——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裡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著他們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
胡適跟陳獨秀關係非常，或暢談，或爭論。有一次爭論得厲害，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柺杖，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而他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幹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幹，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適很誠懇的對國人說：今日中國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於我們對教育太沒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錢。教育所以“破產”，都因為教育太少了，太不夠了。教育的失敗，正因為我們今日還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適寫了一封1600字長的信給任鴻雋，力勸他不要辭去四川大學校長。寫後，自己帶到任鴻雋處，和他長談兩個小時。
胡適對於禪宗的歷史下過很多工夫，頗有心得，但是對於禪宗本身那一套奧妙並無好感。有一次，朋友宴會後要大家題字，梁實秋偶然寫了“無關門”的一偈，胡適看了大吃一驚，因此談起禪宗，梁提到日本鈴木大拙所寫的一部書。胡適正色說：“那是騙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戰間，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適在倫敦聽說他有附逆之心，便寄來一首詩加以規勸。詩云：“臧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鍾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臧暉先生指胡適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沒能“識得重與輕”。
解放前夕，北平學生經常示威遊行，背後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胡適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於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民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
胡適在美國遇到一位久居國外的不打算回國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對他說：“我勸你還是回臺灣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載，你要曉得一個沒有國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適在海外為一本書寫的導言裡，引用了金嶽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檢討。他為金的命運深深擔心，說：一個黑暗的迫害時代開始了。
20世紀60年代初，胡適在臺灣談起舊日的朋友時說：“現被三反五反之後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
解放前夕，北平學生經常示威遊行，背後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胡適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於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民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