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的，突然來了一群穿白大褂的陌生人，他們自稱是防疫站的醫務人員，雖然沒帶任何證件，但大家都靜靜地笑臉相迎。多年的沉默生活練就了興安人深沉豁達的風度。他們養成了善於傾聽、勤于思考的習慣。他們的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更豐富，為人處世更實誠。女人們徹底閉嘴後變得神秘又可愛，男人們也一反常態用實際行動取代了花言巧語，婚姻質量因此大幅提高，直逼和諧美滿。當其它村子的社員們在禾機的引領下一個個喊得聲嘶力竭直至聲帶出血時，興安人卻因省卻了無數廢話和無謂的激動而顯得精神飽滿，氣定神閒。他們已然習慣並享受這種無言的安逸。若不是為了進食，他們甚至樂意永遠地閉嘴封口。
醫療隊進村後，經過詳細地普查後發現，不僅是學齡前的幼童安然無恙，大人身上也沒有任何感冒發燒或其它病症。若撇開語言障礙，他們算得上十分健康，難怪面對醫療隊的介入，他們沒有表現出病人應有的尋醫問藥的積極性。無奈，醫務人員分發驅蟲的寶塔糖鼓勵膽怯的幼童說話，以瞭解更多些大人們的相關病情。這些孩子們已經四五歲了，仍未曾學會興安方言，也不會日常對話，但脫口而出的卻是整段整段的普通話版的標語口號和毛主席語錄。全都字正腔圓，鏗鏘有力，與收音機和廣播裡的內容完全一致，簡直就是童音重播。震驚之餘，醫生們為了難，他們暗自嘀咕：“這些話語的確句句是真理，一句能頂一萬句。可它們更適合掛在嘴上或刷在牆上，用來疹病或救人可不行啊。”
既然從孩子嘴裡問不出什麼名堂來，醫生們便以望、聞、切的傳統方法給村民逐一體檢，最終得出會診結論：群體性失語癔症。
他們長吁了口氣，因為這種精神障礙類疾病具有患病難、治療易的特點。無需服藥，僅用信心或榜樣的力量就足以迅速治癒。他們用催眠的方法讓德高望重的譚世林首先開口說話，然後安排他到曬穀坪裡現身說法，以興安人倍感親切的土語高聲宣示了暢所欲言的*。這無疑是世上最能感染人的聲音，滄桑有力，飽含激情又不失沉穩。於是，人們不得不紛紛走出家門，正視這驚人的現實，就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他們開始噓寒問暖，互致關懷。興安村又恢復了往日的喧鬧。譚牛牯和那位說譚斌是雜種並與李子梅大打出手的胖女人因病入膏肓屬重症患者被醫療隊帶走了，據說要保送到安仁縣城的人民醫院去治療。兩人臨走時只揮揮手與親人告別，未作別的任何表示。
轉過年，直等到人們有空坐下來回憶往事時，才警覺到那兩位頑固的沉默者已經有去無歸併成為了不可更改的歷史。他們的家人試圖向禾機打探親人的下落，但禾機比旁人更迷惑，他斷言那些冒牌的醫生如果不是人販子就肯定是嗜血的巫覡。不過，當平｜反後的抬打前來找禾機商量面子的問題時，他就沒這麼容易打發了。
抬打沒要求政府賠償或者其它補償性的待遇，只是希望把臉上的“叛徒”招牌摘掉。禾機剛從惡夢中解放出來的輕鬆心情又被眼前的難題攪亂了。實在沒辦法，他再次把當初給抬打文字的那兩位受過處分的年輕幹部找來，勒令他倆不惜一切手段回收自己的傑作，以撫平受屈者的傷痕。於是乎，又一個富有創意的方案出臺了，但顯然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既然右臉的“叛徒”不能剷除，那就只有在左臉文上“不是”二字相添。抬打權衡良久，也感覺似乎別無選擇。與其繼續蒙冤，不如忍痛換個“不是叛徒”的招牌以昭示自己的清白。
第二天恰逢趕集日，抬打一改平素的生活習性，大大方方到關王廟集市上拋頭露面，聽到見面的人都說自己“不是叛徒”時，他覺得終於挽回了面子，一時半會幾乎忘了過去的悲哀和傷痛。
三月初八日，抬打把爺爺新採的虎坦茶送到黃洞仙。他身穿泛白的舊軍裝，左下襬還打了個補丁，腳上趿一雙缺了後幫的爛解放鞋，那張文著“不是”“叛徒”的臉上洋溢著喜滋滋的笑容。代文強忍著內心的悲憤，沒等他彙報完村裡的情況就從功德箱裡拿了二十元錢打發他下山，還把自己的一沓布票給了他，囑咐他買雙新鞋，做套新衣。
“要穿得像幹部一樣乾淨體面。”說完這話，代文立刻想到這幹部可不是指譚代輝那樣可憐的幹部啊。
代文上次進省城去見了譚代輝，那位與自己生死與共的堂弟早已不見了往日的神采。他臉頰凹陷，形容憔悴，鬍子也很久沒心情颳了。一件破舊的軍大衣隨時都想從他那瘦骨聳聳的肩架上滑落。
“你這官也做得太寒磣了。”代文感到心寒，但仍想把氣氛弄得輕鬆些，他笑笑說：“我記得小時候聽耒陽牯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