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盡量多運動的。我心想，你女兒的動叫“運動”，我的動叫“勞動”。兩個階級，兩個性質。劉先生三十多歲就接受了父親在南洋、香港的遺產，四十多歲就開始做寓公。他寫些不疼不癢的散文、詩，後來成立了一個話劇社，自己出錢演戲。他還在百老匯周邊玩了十多年，結果有個抗日的戲被人翻譯成了英文，演了十場戲，是為了紀念“南京大屠殺”二十五週年。五十多歲的劉先生從此開始在好萊塢遊擊，十幾個電影劇本至今仍在各種經紀人手裡，被各種正牌的或冒牌的導演們一時垂青，一時又拋棄。瀟灑清高的劉先生不僅票戲、票藝術，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夢想，夢想未實現的，將實現的，已錯過的。我的母親是他夢想的很大一部分內容。像劉先生這樣的富貴家族，每隔一代兩代，總會出個品格高雅，不屑鈔票的敗家子。這樣錢也好權也好江山也好，就會按它自己的興衰規律去調整和平衡。
劉先生告訴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來看一場實驗話劇。他問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館，聽聽交響樂。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業到時候還這麼穩定。我嘴上說：那太好了！我請您吃飯！
劉先生樂呵呵地說：好啊，好啊。
我這麼慷慨當然知道劉先生絕不可能要我請他下館子。辭掉餐館工作，我只能等劉先生來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劉先生聊了半小時。我在三十分鐘裡每一分鐘都出一身汗，因為我發現自己精神跑得厲害，生怕不小心張口說：託尼，借我一千塊錢吧。
我在劉先生的電話結束通話後，在臥室裡團團轉。已經是深夜，我一面聽著牧師夫婦單調、中速的做愛節拍，一面踱著步打腹稿。我要寫封信給劉先生，告訴他我經濟上的狼狽，請他借給我下月的房租和水電費。這不比我媽當年給他寫絕交書容易。�
我給理查·福茨打了個電話，是他辦公室的留言機接的。我口氣簡短有力，只說我需要立即見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師夫婦都沒睡。我剛把鑰匙插進鑰匙孔，門鎖就從裡面擰開，然後我看見了牧師太太驚惶失措的面孔。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擺出微笑的形狀，眼睛卻白熱地瞪著。
我問：你好嗎？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賬了。
很好。她馬上回過頭去看牧師，禮貌順著慣性從嘴裡出來：你呢？
我說；很好。這時我發現牧師已邁著長腿捧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離她兩步遠的地方。倆人就這樣一前一後一高一矮站著看我解下圍脖，摘掉帽子，脫掉靴子。我和他們仍在進行禮貌廢話。比如說：天氣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
然後我穿著又冷又溼的棉襪，跟他們夫妻倆面面相對站在門廳裡。雙方都客套得累壞了。我想說：這個月的房租我下禮拜保證交。想想算了。我信用卡上的赤字比什麼保證都說明問題。我還想說：出什麼事了嗎？他們會想這人看上去挺謙謙君子，其實是個潑皮無賴——白住房白用水電，在房東和房客之間還能出比這更壞的事？
牧師太太又急速看牧師一眼。那意思是：你不說我可不客氣了。
牧師終於開了口：你最近在跟FBI接觸？
怎麼了，他們找你們麻煩了？
不是。是這樣，今天下午一點鐘，我妻子在留言機上聽到一段很可疑的聲音。你來聽聽就知道了。
我被他們領到起居室。牧師伸出修長多毛的手指，摁在留言機的倒帶鍵上。倆人以一模一樣的表情聽著機器沙沙沙響起來，不久出來一個喉音極重的男低音。說：聽到沒有？聽到沒有？……然後是個年輕些的男聲說：有了有了，恨不得花了半輩子的時間才找到。你聽我怎麼樣？男低音說：還行。你聽我呢？年輕男聲說：不怎麼樣……機器“咔噠”一聲停住。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眼睛瞪得跟他們一模一樣。
牧師太太說：大概在它發生二十分鐘以後，我接到一個電話，開門見山就告訴我他是FBI的，叫理查·福茨。他問我你的作息時間，夜裡一般是不是都住在這裡。
牧師說：他還問你有沒有把朋友和熟人帶到這所房子裡來過……
我告訴他我們的房客跟我們一向有契約的，都不會違背契約帶人回來。牧師太太顯然對這場莫名奇妙的事有些不高興。很可能她在我進門前正發我的牢騷，連同我的拖欠房租，支票跳票，有一次開了爐子沒關，把爐於上面橡木吊櫃的底子都烤得發了黃。小半輩子沒講過人壞話的年輕牧師太太把所有的惡聲惡氣攢足，全用在我這兒。
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