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詩中之數雖非實指，卻也未必是誇飾之詞。範慎作《神滅論》攻擊佛教，“辯摧眾口，日服千人”，最後還是受到政治迫害，佛學勢力之盛，由此可見一斑。劉勰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少時又曾“依沙門僧佑，與之居處，積十餘年”，而且“博通經論”①，然則《文心雕龍》之作，卻標舉儒學，其中的奧妙，確實是大可深究的。 。 想看書來
第一章 時代驕子（6）
要回答這個問題，顯然必須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且似乎可以得出許多答案。比如，除了前述社會歷史發展的邏輯外，還可以從儒學本身的生命力找到原因。儒學作為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基礎之上的一種倫理哲學，反過來又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二者之間在長期的社會生活歷史過程中已形成了一種穩固的聯絡，從而產生出一種排它性功能和吸收性功能，所以外來文化終不能在中國取得統治地位，而只能被相容或者同化；產生於中國本土的其他學說、思想與儒學的關係也是如此。只要看看印度的佛教如何演變為中國的禪宗，只要想想中國的知識分子如何入則為儒臣，出則為老莊，達則兼濟天下，窮則寄情山水，就不難明白這一點。因此，如果說“焚書坑儒”的暴戾行為尚不能將儒學扼殺於獨尊之前，那麼，經歷了五百年薰陶教化之後，任何外來文化或新興異端，也就至多隻能引起我們民族的一點好奇心罷了。對於一個宗教觀念淡薄而倫理觀念極濃、思辨興趣頗低而務實精神頗強的民族來說，玄妙的清談和狂熱的崇拜都實在不合他們的胃口，所以儒學的重新抬頭，乃是勢在必然，劉勰不過順應了這一潮流罷了。但是對於劉勰來說，他標舉儒學，提倡徵聖宗經，更為直接的原因，恐怕還在於文壇的現狀。
當時文壇的風氣，雖不可一概而論，但總的傾向，是如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之所言：“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①在這裡，“貴賤賢愚，唯務吟詠”，正是“文學的自覺”的結果，並無值得指責之處；但形式的極度雕琢對應著內容的極度貧乏，創作的道路越走越窄，卻不能不說是齊梁文風的一大弊病。《文心雕龍》一書中，對這種文風多有批評：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定勢》）
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唯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物色》）
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明詩》）
總之是“骨採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風骨》）。《風骨》篇這段話前雖有一“若”字，但實際上是有所指而非空泛之議的。造成這種文風的原因，劉勰認為，乃在於違背了儒家正統思想的美學原則。關於這一點，他在《宗經》篇裡說得十分明確。他說：
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在這裡，劉勰所要批判的，已不止於齊梁文風，而且直指楚漢浪漫傳統。在《辨騷》一篇中，劉勰雖給予屈原以極高的評價，認為“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因此“衣被詞人，非一代也”。但論“經”而曰“宗”，論“騷”而須“辨”者，便已有主次高下之別，故於褒揚之外，亦頗有微詞。劉勰認為，正因為楚辭並未達到儒家經典的高度，所以繼承屈騷傳統的作家，“才高者”或可“菀其鴻裁”，“中巧者”便至多隻能“獵其豔辭”，其結果勢必是等而下之，訛勢詭聲，不足為道。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這就弄得一代不如一代，以至於“流弊不還”。為此，他開出八個字的藥方來，謂之： 。。
第一章 時代驕子（7）
矯訛翻淺，還宗經誥。（《通變》）
在劉勰看來，當時文壇的弊病，無非是“淺”與“訛”。“淺”指內容而言，“訛”指形式而言，即我們前面指出的形式的極度雕琢對應著內容的極度空虛。劉勰用“還宗經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