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辦法來“矯訛翻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也不無道理。因為儒家美學思想中，本有其合理的因素；而他們關於內容應該充實、形式應該典雅、文風應該剛健的許多論述，對於劉勰來說不啻最稱手的武器。因此，他認為應該重申儒家美學思想的基本原則，並以儒家經典作為學習的典範與楷模。在《序志》篇，他明確指出：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應該說，這就是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主要動機。誠然，他的寫作動機中也不是沒有“名山事業”的意念，他自己也說：“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製作而已”（《序志》）。然而可以製作者甚多，何以獨作“論文”？當然是因為“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序志）。但論文之法亦甚多，何以獨要“本乎道，師乎聖，宗乎經”？恐怕不是如梁繩禕先生所言，是什麼“託古改制的一種詭計”①，而恰恰是他的由衷之言。《序志》篇說：“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對於劉勰的這段表白，曾有人提出質疑：“與如來釋迦隨行則可，何為其夢我孔子哉！”①然而這一質疑，卻正好反證了這段話是劉勰的肺腑之言。正如元人錢惟善所言：“自孔子沒，由漢以降，老佛之說興，學者日趨異端，聖人之道不行，……當二家濫觴橫流之際，孰能排而斥之？苟知以道為原，以經為宗，以聖為徵，而立言著書，其亦庶幾可取乎？”所以處在這樣一個玄風熾盛、佛學大行的時代，抬出一個孔聖人來，是並不時髦的，因此錢惟善才贊曰：“其志寧不可尚乎！”②如果細讀一下上述文字就會發現，在這裡，劉勰一反《文心雕龍》全篇駢散相間而以駢文為主的寫法，純用散文寫成。這種文筆，一方面是以其古樸之風來寄託思古之情，另一方面也說明它確非冠冕堂皇的矯飾之詞。這樣充滿感情的描述與表白，絕非是主張“為情造文”反對“言與志反”的劉勰的裝腔作勢。劉勰推崇孔子，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他要以儒學之“正”救世風之“邪”，以經典之“雅”醫時文之“訛”，矯訛翻淺，正本清源，中興儒學，廓清文壇，從而立“不朽”之言。——“言”的不朽，正是建立在思想的不朽的基礎之上的！
四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心雕龍》確實是不朽的，因此它至今仍是中國古代文論和中國古代美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然而《文心雕龍》的不朽，並不在於它重複了多少儒家美學的觀點和信條，因為任何重複、即便是高明的重複，也不存在自身的價值。《文心雕龍》的成就，也不僅僅在於它在總結創作實踐和批評實踐的基礎上對文藝理論的建樹，在這方面，劉勰雖頗多貢獻，但就其影響而言，則前不如曹丕，後不如鍾嶸，同時代人不如沈約（以後還要再談到）。我認為，《文心雕龍》之所以在中國古代文論史和中國古代美學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甚至可以看作是魏晉南北朝這個重大轉折時期的代表著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中國古代唯一一部自成體系的藝術哲學著作。無論是劉勰以前，抑或是劉勰以後，都沒有人能夠對包括文學本質、創作規律、批評原則和審美理想在內的諸多重大理論問題作過如此係統、全面的研究，更不要說在這個理論體系中集中了中國美學思想的主要觀點。陸機的《文賦》雖然也有博採眾家的優點，但正如劉若愚先生所指出的，他的方法是“採擇主義”的，因而表現出一種多元理論的傾向；而劉勰的方法卻是“綜合主義”的。①劉勰集先秦以來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之大成，並在“自然之道”的貫穿下，構造了一個邏輯嚴密、結構完整的藝術哲學體系而“勒為成書之初祖”。十分有趣的是，劉勰這一成就的取得，並不在於他對儒學的標舉，而恰恰得益於他對儒家哲學方法論的突破。
第一章 時代驕子（8）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本質上是一種以社會生活為物件而且注重實用功利的倫理哲學。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是重行為而輕思辨，重直觀而輕抽象，重領悟而輕推理，這與它在研究物件上重人世而輕本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