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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威斯特摩蘭增派軍隊的要求使我們感到不安。我們擔心這是個無底洞。戰爭的勢頭和事態的發展大大超出了七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估計和九月初威廉·威斯特摩蘭的預言。我感到我們正在失去對事態的控制。
當參謀長們要求把空襲北越的範圍擴大到河內—海防地區和鄰近中國的其它地區時，這種擔心就進一步加重了。總統和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因為我們懷疑這樣的空襲能沉重打擊越共在南方堅持作戰的能力或迫使河內停止鬥爭，也因為這類行動將增加我們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危險，就像十五年前在朝鮮發生的事情一樣。
鑑於政府內部對空襲行動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我要求總統授權一個特別小組研究空中轟炸對河內的作戰意志和能力的影響。林登·B·約翰遜總統同意此議，指派湯米·湯普森、馬克斯威爾·泰勒、約翰·T·麥克諾頓和威廉·P·邦迪研究此事。湯普森小組於十月十一日提交了報告，其結論與總統和我的判斷十分接近，所依據的理由也大體相同。擴大空襲行動可能引起中國和（或）蘇聯強烈的軍事反應。轟炸海防和其它港口可能會炸沉蘇聯的船隻，將強化北越對透過中國的陸路運輸的依賴，從而增加北京對北越的極端主義影響。北越似乎不願在受到進攻的情況下進行談判。湯普森小組建議暫停轟炸以試探河內是否有興趣和談。
現在回過頭看，一九六五年秋亞洲其它地方的事態發展已大大改變了區域力量平衡，已嚴重影響了美國在越南的利益關係。然而，我們當時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中國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八月初，由於喜馬拉雅山麓克什米爾地區的領土糾紛，蘇聯的盟國印度與中國的盟國巴基斯坦之間發生了衝突。
十月，印度尼西亞發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之前，雅加達一直在向中國靠攏。例如，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亞領導人蘇加諾發表談話痛斥華盛頓，並談到了“北京——雅加達——河內——金邊”軸心。但不久以後，在印度尼西亞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未獲成功，遭受了悲慘的失敗。反共情緒和排外情緒充斥全國各地。結果，蘇加諾的權力被剝奪，三十多萬共產黨員遭殺害。東南亞地區最大最有影響的國家改變了政策和方向，權力落到了獨立的民族主義者蘇哈托的手中（現在他仍在位）。
喬治·F·凱南的遏制政策是我們承擔保衛南越的義務的重要理論根據。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他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說，中國“已在印度尼西亞遭受了重大挫折……”這次事件大大地削弱了美國與越南的利害關係。他說現有的多米諾骨牌已經不多，而且都不大可能倒了。
喬治·F·凱南的觀點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未對我們的行動產生影響。但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中國國防部長林彪的講話對我們產生了影響。林闡述了“人民戰爭”的概念，呼籲“農村地區”（發展中國家）透過武裝革命接管“城市”（工業化國家）。他嘲諷了在越南的美國軍隊，說越南人民的“階級鬥爭”必將使到處擴張的美國遭受可恥的失敗。約翰遜政府（包括我在內）認為這篇講話有好戰和侵略意味。在我們看來，林的講話明確顯示出“多米諾骨牌理論”有合理的根據。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清楚，在一九六五年秋的一些事件之後，中國把注意力轉向國內，並於次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一系事件使中國在十多年的時間內沒有再積極介入國際事務。但是，由於囿於原來的預測，也由於忙於應付發展極快的戰事，我們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大多數領導人一樣，仍然把中國視為對東南亞和世界其它地區的嚴重威脅。
由於中國轉向內部事務，美國增加了在越南的力量。戰爭越來越像是美國人的事情了。這在美國引起了一些批評，但民意測驗顯示廣大民眾仍然支援林登·B·約翰遜總統的政策。在國會中持嚴厲批評態度的約有十名參議員和七十名眾議員，包括J·威廉·富布賴特、邁克·曼斯菲爾德和韋恩·A·莫爾斯等很有影響的人物，但是，國會總體上仍持支援的態度。除少數著名的專欄作家外，新聞界也在繼續支援總統。
此時，反戰抗議活動還不多，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