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帝，我們應該說什麼？”他回答說。
“我建議，告訴他十五分鐘後您會在值班室。我馬上給迪安·臘斯克打電話，我們在值班室與您會合。”
在那以後的幾天裡，我們透過熱線與阿列克謝·柯西金交換了意見。六月十日，由於以色列獲得了攻擊敘利亞的勝利，形勢變得異常緊張。有一次，柯西金實際上在說：“如果你們想要戰爭，你們會嚐到苦果。”當然，那是我們最不想要的。
為什麼蘇聯總理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當以色列如此神速地打敗了埃及和約旦後，看起來就要移兵威脅大馬士革。
為此林登·B·約翰遜總統告訴阿列克謝·柯西金，一旦以色列得到戈蘭高地，它就會接受停火。同時，總統同意命令第七艦隊靠近敘利亞海岸，以便使蘇聯明白，對他們在該地區的任何行動，我們都會有所反應。幾小時後，以色列和敘利亞接受了停火建議，第七艦隊也停止了東移。雖然資訊的交換使形勢明朗，但這個插曲揭示了在冷戰中期，美蘇維持全球平衡時的關係是多麼微妙。這進一步解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持要在印度支那保持壓倒優勢的感受，同時也說明了一系列的突發事件使我們無法傾全力于越南。
現在對我來說已十分清楚，印度支那的政策和方案將我們引向了從未料到也並不希望的歧路。而為此付出的代價——無論是生命的喪失還是政治、社會和經濟所受到的破壞——都遠遠超出了任何人的預想。我們失敗了，為什麼會失敗？這失敗能否避免？從我們的經驗中可以吸取什麼樣的教訓以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轍？學者們無疑將希望研究並揭示這些問題。這個念頭在戰爭結束後的今天更強烈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決定讓我的國際安全事務助理約翰·T·麥克諾頓著手蒐集材料以備將來的學術研究。我告訴他要擴大搜集面和相關的檔案範圍，不要僅限於我們國防部，還要包括政府各部門、中央情報局以及白宮。由於我要求這項工作儘可能地做到客觀，因此我對約翰·T·麥克諾頓說我個人將不介入。我指示他說：“告訴你的研究人員，無論後果如何，都不要退縮。”或許是出於曾激勵我做這件事的同樣衝動，使我說出了上面的話。我從未想過對總統和國務卿提到此事，因為這幾乎不是什麼秘密。然而，最終卻使三十六位參與研究與分析的人員捲入其中。
材料蒐集工作開始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個月後，約翰·T·麥克諾頓悲劇性地在一次空難中喪生。整個蒐集工作由萊斯利·H·蓋爾布負責。當時萊斯利是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官員，現在他擔任了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來的備忘錄、情況記錄、電報以及各部門的報告。幾年後，萊斯·H·蓋爾布利告訴一位研究人員說：“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電話，然後說：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要求……我去見很多人，解釋這項研究工作，告訴他們我想要下列材料。他們全都說：是的，當然……沒有一個人拒絕提供材料。
一九六九年初，萊斯利·H·蓋爾布的小組就美國二戰後對越南的政策整理了一份七千多頁的研究報告。這已遠遠超出為研究人員收集原始資料的範圍。整個工作總起來說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這一方面反映了對剛剛發生的事進行評述有不可避免的歷史侷限性；另一方面也由於萊斯利·H·蓋爾布和他的小組實際上無法接觸白宮檔案和一些高層政府部門的檔案。儘管如此，仍然可以說這項工作完成的異常出色。
它體現了我要求儘可能客觀的宗旨，他們幾乎蒐集了到那時為止與越南有關的所有學術著作，其中包括從各個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
但是，由於有如此多的人捲入越南的事務，這種有助於學術研究的努力卻導致了意外的結果。一九七一年，曾為萊斯利·H·蓋爾布工作過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向《紐約時報》洩露了這份材料，主編將之命名為《五角大樓檔案》並開始節錄連載其內容。這使林登·B·約翰遜和尼克松兩屆政府中的官員們感到十分尷尬。當第一篇節錄出現在六月十三日星期天的報紙上時，尼克松總統的司法部立刻動用其屬下所有的法律機器阻止其繼續發表。
雖然我早已離開了國防部，但我仍發現我被違心地捲入了該事件的幕後活動。六月十四日星期一晚上，《紐約時報》華盛頓分部的主編詹姆斯·B·斯科特·賴斯頓與他的妻子薩莉，同我和瑪格麗特在我們家一起進餐，這時，電話鈴響了，是找斯科特的。他拿起電話進了書房。幾分鐘之後他回到餐桌旁手裡拿著一張紙說：《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