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的主編和律師起草了一個宣告，“非常有禮貌地拒絕了”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停止進一步刊載的要求。然後，他向我們讀了手中的草稿，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時報應該繼續刊登這些材料。但要在最高法院法令允許的範圍內進行。”當然，最高法院最終還是允許《紐約時報》繼續報導了。
由於這份材料被披露，所有與越南決策有關的人員都受到了比以往更尖銳的批評和指責。關於我為什麼要製造這個事件，各種謠傳不徑而走。一位觀察家甚至聲稱我是在羅伯特·F·肯尼迪的授意下這樣做的，目的是抵毀林登·B·約翰遜總統以便幫助博比·肯尼迪進行一九六八年的總統競眩這真是荒唐透頂！但是當迪安·臘斯克後來問我為什麼沒有把蒐集材料的事告訴他或總統時，我感到非常後悔，我本應該告訴他們事情的真相。
迪安·臘斯克是我所見過的公職人員中最富於獻身精神的一位，他對總統以及政府的忠誠表現在各個方面。一九六七年夏天發生的一個插曲僅是其中之一。
一個炎熱的下午，迪安·臘斯克打電話給我，問他是否可以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告訴他應該是國防部長到國務卿的辦公室去。“不，不，”他說：“這是私事。”我說我不在乎是私事還是公事，十五分鐘後我會到他的辦公室去。
當我進入他的辦公室時，他從辦公桌裡拿出一瓶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然後說：“我必須辭職。”
“你瘋了。”我說，“你在說什麼？”
他說他女兒正打算嫁給一個斯坦福大學的黑人同學。他不想讓總統擔上這麼沉重的政治包袱。今天的讀者可能很難理解他當時的想法，但對當時的我來講卻十分清楚，他相信由於他是個南方人，又為一位南方總統工作，這樣一種婚姻——如果他沒能阻止它或者不辭職——將會為他和總統招致廣泛的責難。
當我問他是否對總統談及這件事時，他說沒有，他不想給總統添麻煩。
“見鬼！添麻煩。”我說，“如果你辭職才真是給他添麻煩呢！我知道他不會同意你辭職的，如果你不告訴他，我去對他講。”
迪安·臘斯克告訴了總統，總統的反應正如我預料的那樣——祝福了那即將締結的婚姻——就我所知的範圍內，這件婚事對迪安·臘斯克或對總統來說，無論是政治上還是個人方面都絕對沒有任何影響。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總統要我再去越南考察情況，我攜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厄爾·G·“巴斯”·惠勒前往越南。在西貢，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和埃爾斯沃思·邦克十分樂觀地向我們進行了情況介紹。埃爾斯沃思·邦克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他於四月接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任美國駐越南大使。威廉·威斯特摩蘭說：“並不存在相持不下的局面。我們正在緩慢但又穩固地取得勝利。如果我們不斷擴大我們的戰果，通往成功的步調還會加快。”埃爾斯沃恩·邦克實際上同意了這種分析。他相信戰爭會取得勝利，但要有一個嚴格的附加條件（這曾是約翰·F·肯尼迪總統的中心立場）：“最終，他們（越南政府）必須自己贏得勝利。”威廉·威斯特摩蘭明顯地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又提出增派二十萬美軍部隊的要求，我堅決反對。理由就是埃爾斯沃思·邦克所闡述的觀念。
戰爭在緩慢進行，逐漸增加的人員傷亡，和國內不斷擴大的意見分歧，使總統感到沮喪和憂慮。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厄爾·G·“巴斯”·惠勒和我從越南返回後，於七月十二日向他彙報我們的考察結果。當談到一個問題時，總統問道：“難道我們真能贏得這場該死的戰爭嗎？”
我在西貢得到的樂觀報告暫時緩解了我長期以來對戰事程序產生的懷疑。我告訴總統：“不存在軍事上的膠著狀態。”
並說，如果我們堅持原定的計劃，我們是會贏得勝利的——當然最終結果還要取決於越南政府的表現。但是，我仍然對轟炸的效果保持懷疑。我告訴總統，我還是反對軍方擴大戰爭規模的要求。
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又重新喚起，並堅定了我對地面戰爭也存在的懷疑。
現在，我對轟炸的態度已經公開化，並引起了強烈的爭論。當自由主義者和溫和派批評林登·B·約翰遜總統沒有能夠防止戰爭升級時，兩黨中的鷹派則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全力支援下，向總統施加壓力企圖擴大戰爭。鷹派最擔心的是總統、迪安·臘斯克和我的態度。民意測驗顯示公眾情緒正在倒向他們一方。例如，五月中旬，一次哈里斯民意測驗的結果是：支援加強軍事壓力的人與支援撤兵的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