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當自知，何煩吾言！”昶曰：“爾何必如此作態，吾二人死當有公論。洋兵行破京師，爾父子斷無生理，吾等待於地下可也。”臨刑，皆神色不變。？輨？輴？訛
上引史料，不但留下了許、袁二人坦然就義的畫面，而且提示了促成許、袁犧牲的朝廷內幕——這是一次假借帝王名義所策劃的法外用刑。為首者，當然是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知情而參與者則有大學士徐桐、甘軍首領提督董福祥、刑部尚書趙舒翹；具體操作者為禮部尚書、軍機大臣啟秀、刑部侍郎徐承煜等。尤其是後二人，一人擬聖旨，一人監斬，必置許景澄、袁昶於死地而後快。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3）
也算是天道迴圈，一還一報，總之，被袁昶說準了。啟秀與徐承煜二人，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雙雙被日本人捉拿，關押於順天府署的日軍屯駐地。辛丑（1901）正月，由大清皇帝詔命正法。
奕劻等傳詔旨至，日軍官置酒餞之，酒次，傳中國正法之旨。承煜色變，極呼冤，詈洋人不已。啟秀曰：“即此已邀聖恩矣。吾深悔從前之謬誤，今已矣，願貴國助吾中華光復舊物也。”次日，刑部派員提之，日軍官曰：“徐侍郎頑鈍如故，啟尚書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者皆貴國大官，已代備輿送之矣。”至刑部，衣冠至菜市口，啟秀下輿小立，氣度猶從容，監斬官出席禮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視者鹹拍照畢，並就戮哉。？輨？輵？訛
啟秀知悔，讓人心生一絲憐憫。而徐承煜作為刑部的“二把手”，先後“監斬”了許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立山五大臣，當時意殊自得。僅僅過了半年，在同一個刑場，他血染黃塵，至死不悟，也是一種型別。史家稱端王載漪、剛毅、徐桐（徐承煜之父）等為“頑固派”。徐承煜的“死相”，頗能體現幾分“頑固”的特色。
“頑固”者的思想焦點，即“仇洋排外”。
前文已經交代，慈禧仇洋，是因為洋人支援了戊戌變法並掩護了變法首領。端王載漪仇洋，是因為洋人的駐華公使沒有給他兒子——大阿哥溥儁以外交承認。剛毅、徐桐、載勳、載瀾、崇綺、趙舒翹、啟秀、毓賢等人仇洋，則是立足於“後黨”立場、堅持否定戊戌變法的思想延伸。就大趨勢而言，這夥人的“仇洋”，與“愛國”、“反帝”、“反侵略”的意旨絲毫無關，若定性，也只能是“戊戌變法”的反動。由此互證義和團的“滅洋”因為是被這些人的“仇洋”所引爆，而不可避免地有了狹隘、保守、洩憤的色彩。
“仇洋”者發現了“滅洋”者，這就像淘金者發現了金礦、落水者發現了救生筏、復仇者發現了職業殺手、點火者發現了燧石與乾柴……
一拍即合，交易成了。
從毓賢在山東省的由“剿”轉“撫”，到裕祿在直隸省由“撫”轉“薦”，義和團在直隸大地迅速壯大，終於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四月中旬佔領淶水後，即於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攻佔涿州。
涿州距北京僅僅五十公里，徒步而進，即一日行程。義和團很乖巧，他們在涿州城四門城樓上各插了一面大旗，上書“扶清滅洋”四字。
“滅洋”者求上門來了，認不認？收不收？
慈禧太后還算慎重。五月九日（6月5日），她派刑部尚書趙舒翹偕順天知府何乃瑩馳往涿州，“名為宣旨解散，實隱察其情勢也。舒翹見其皆市井無賴、乞丐窮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實對”。 趙舒翹不說實話，還有另一重原因。即趙與何二人離京後，五月十日（6月6日）軍機大臣剛毅“慮舒翹或戾己意，自請繼往”。剛毅趕到時，趙舒翹正碰到一個難題，即義和團首領不願就地解散，若讓解散，除非答應一個條件：先撤了直隸提督、武衛前軍統領聶士成的職。趙舒翹還算清醒，他正告義和團首領：“軍門（聶士成）辦事認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況宿將無多，正資倚畀，豈可遽言斥退？”？輨？輷？訛 何乃瑩亦以趙說為是。總之，二人都未答應義和團的要求。剛毅至，“力言拳民可恃，聶不可用，反覆討論，堅持己見”。最後則向義和團首領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先退聶軍，再作計議。
聶士成部阻止義和團破壞鐵路，是受了直隸總督裕祿及朝廷之命，故有在黃村、落垡兩地與義和團的衝突。義和團的烏合之眾，哪兒是聶士成的對手。兩者相遇，義和團一觸即潰，死傷不少。剛毅允以聶軍撤退，等於給義和團讓開一條大道。因而，慈禧太后“解散”義和團的聖諭，被剛毅偷換了主題。回京怎麼覆命呢？剛毅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