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仁兄卻玩起了“己所不欲偏施於人”的套路，搞起類似*串連，寫個類似貼上牆的大字報式的“聲援”構成對法律的施壓，不知怎麼就讓他們如此這般發表在報紙上，頗覺時代的“幽默”。
但他們不早不晚在一審後湊這個熱鬧，一嫌太晚，二覺無聊，三顯然不懂法律。什麼文人？任何人都不應在法律進行時進行超理性的干擾，不管是老文人還是新文人，文人識文斷字就要明是非，講道理，上有領導，下有百姓，又有執法機關。這些人不論有什麼“高見”都有經正常途徑表達自己主張的機會。這登報發表的宣告同時也有缺失仁心的一面，Z某真要輕生，這十文人斷不該在一旁打氣兒鼓動“勸”他再戰到底。他們不懂審時度勢，這當口看似熱鬧看似高潮，但事情鬧到這一步，已經就要謝幕了，這時加入戰團為時太晚。
請君試問東流水 誠意與之誰短長
請君試問東流水 誠意與之誰短長
就在這幾個文人湊熱鬧之際已有兩位新聞界的人士挺身而出了。他們不想湊熱鬧。他們不管別人如何起鬨、鼓譟、添亂，而以息事寧人的善良願望，力勸當事人雙方，放下嫌隙，以和為貴。他們不在報端上“顯山露水”爭出風頭，而是避開記者，頻頻與雙方溝通。仁者之心，感人至深。
這二位就是山東濟寧電視臺的周長行和Z某的同事張潤剛。他們二人偶然相識，巧的是各與一方當事人都有交往，於是二人表示了一致的平息化解這場矛盾的願望。展開了頻繁的甚至不屈不撓的調解工作。我終於被這二位的好心感動了。
在他們二人撮和下，趙與Z某衝突終於化解。也很及時地化解了幾位老“文人”挑唆“再戰”的做法，因為他們幾個人，沒有一個在發表的宣言中，說過一句勸和之語，而他們十人任何一位可能都比周、張二位更具社會影響力，我為這幾位扼腕嘆息。
正必勝邪，一些奇思怪想，忽地被和煦的真情化解於無形。
那十位文人聯合給Z某的公開信不知所云，卻大論“是非曲直”。古諺雲“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在這場本來沒有生死存亡，大是大非的小小風波中，各退一步海闊天空，但在那場風波中，一些人扮演的卻是幸災樂禍的角色。而周、張二位以和為貴，力勸和解。事隔多年，如果諸君，當事人和旁觀者平心而論；各安的什麼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在周長行和張潤剛的撮和下，我和Z某發表了和解聯合宣告，讓好人高興；也會讓幾個居心叵測者覺得很無趣。
歷史把這一小幕活劇；撂在隱約之處；我之所以舊事重提絕無掀起舊時瘡疤之意；無可迴避的是歲月；過去的一切絕不是任何人如今想怎麼改就怎麼改的；我絕不認為自己能改變那充滿歡樂但也小有陰翳的往昔真相。諸君也切莫以為除了打官司鬧得沸沸揚揚之外；沒有別的事好做了；官司鋪開就是這麼點事；而且我有代理律師，無非舉證、講理，我自己從未出庭。
訴訟期間，我沒有一天停止正常的學習、練字、學畫、背詩文，而主持和播音更沒有一個環節會因我的私人官司受到影響。有鞏沙、王富等律師代我對簿公堂，因此，官司只是我那時一個十分微小的芥豆之事，甚至我似乎處在無是無非的境況之中。我以為，儘管有許多值得回味和借鑑的失誤，但我一路走過來了，而且一切尚好。當然我也希望，遇到煩事的任何人都以我為鑑。
疑義誰與析
疑義誰與析
我的律師楊曉虹曾告訴我，她在與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公事接觸時，對方對她說：“這個案子的結果，趙將可能賠付對方人民幣五萬元以內。”
我立即產生了這樣兩個疑問：
首先，無論如何，不應在案子未審結之前得出最終的結果，是非尚未斷明，就把判決定好。這是隨意聊天嗎？不會，在履行法律公務時，沒有聊天這個環節，也不可能有聊天這份心情；我只能懷疑對方早已把審判程式和結果策劃敲定，明示“錢也不多，你認了吧”，我只能這樣理解。
其次，案子的標的就是最終索賠的錢數，這個錢的數目（五萬元以下）卻是中級人民法院不應受理的案子。就是說根據原告的標的額（即索賠數額），這個案子應由區一級基層法院受理。
綜上考量，能在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必有來頭和立案前的“會商”，這個會商已包含了“不立則已，立則必勝”，結果的賠付也已經內定或說輕點，某法官已考量過。諸君，這法官怎不與我律師聊聊對方敗訴將會如何。只聊出一面想法，也可能會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