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沒有落腳的地方。有老鄉投奔還是好的，沒有老鄉投奔的便聯絡幾個相同命運的人，準備到偏僻的山上或很難被治安隊發現的地方過夜。
有很多人哀求我們：“工資我明天再拿，讓我再在廠裡過一夜好不好，就一夜。過一夜你們就多扣了十元好不好？不，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也行。”
對於這些請求，人微而言輕的我們只好無奈地搖頭。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只有十六歲的男孩，去年進廠時他借的是別人的身份證。他１。５５左右，長得非常秀氣，瘦弱得可憐。結了工資，他卻抱著涼蓬邊的柱子不肯走，他哭著求我們：“讓我住一夜好不好，就一夜，我真的沒地方去呀。”
胡海波問他：“怎麼沒地方去？是誰帶你來東莞的你再去找誰啊？”
男孩可憐巴巴地說：“是我哥帶我來的，可我哥得了膽囊炎，這邊看病太貴，他上個月回家做手術了呢。”
我們面面相覷，都非常同情他。按剛才驅逐男工的辦法，餘武應該威脅他離廠的。但餘威看著哭成淚人的小男孩，苦笑道：“我真的下不了手呢。”
但這時，除了這個小男孩，所有的男工都離開了。宋主任臉上露出了笑容，長舒了一口氣說：“謝天謝地，終於都走了。”
回頭一看抱著柱子的男孩，詫異地問：“這個也是嗎？”
我試探著問：“他好可憐呢，能不能讓他在廠裡過一夜？”
宋主任向我一瞪眼：“出了問題你負責？”
我嚇得立刻噤了聲。
餘武只好走過去，輕聲說：“走吧。”破例沒有象剛才對待別的男工那樣粗暴和大聲。男孩卻仰著流滿淚水的臉，可憐巴巴地望著他一下，忽然抱住他粗壯的大腿，哀求道：“求你了，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餘武嘆了一口氣，但還是強硬地抱著他離開了柱子，另一手提著行李，將他送到門外。
我難過地看了一眼手中的“辭退通知書”，會計部結算工資那一欄有他歪歪扭扭的簽名，我牢牢地記住了那三個字：劉小逢！
１９２。
在那一刻，我忽然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等條件允許了，我一定要記錄下他的名字，記錄下曾經發生在廣東東莞土地上的這段歷史！
我相信，歷史不會忘記，東莞不會忘記，我不會忘記！曾經有這麼一個瘦弱而秀氣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劉小逢！
當天晚上，因為針織廠一次性解僱了１６０名男式，梭織廠那些放假的男工們也惴惴不安起來，他們四處打聽是否梭織廠也要有一批男工被解僱。但所有經理級以上人員對於這個問題回答得非常絕對：“絕對不會！”
得到如此明確的答覆，男工們安下心來。誰知第三天中午吃飯時，梭織四個車間又有１６０名男工的名字被貼了出來，並要示這１６０名男式吃過飯後到籃球廠集合。因為前車之鑑，男工們雖然個個罵聲不絕，但還是乖乖地回宿舍拿了行李，沒有象上一批被解僱的男式那樣對峙和反抗。據代表梭織廠參加這次解僱事件的朱蜜說，這次只是象徵性地來了幾個治安隊員，並沒有象上次那樣大張旗鼓。
留下來的男工們更加惶惶不可終日，特別是那些仍在放假的人，更是提心吊膽。很多人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知不知道，還解僱男工嗎？”
那一段時間，籠罩在非典陰影下的“金秋”內憂外患，人人自危，不斷有傳言滿天飛。這些傳言有的是說非典的：哪裡哪裡又死了人；政府己取消所有大型集會，比如演唱會、人才市場等；所有工廠都停止招工等等。每個傳言到來都讓我們害怕好一陣子，廠裡給每人發放了一隻一次性口罩，要我們不到萬不得己出門時一定要戴上。
還有傳言就是關於那些被解僱的男工的，暫住證雖然沒有過去查得嚴了，但依然沒有停止。那些被解僱的男工們，很多廠本來就不招男工的，現在因為非典，更是進不了廠了。有親戚朋友的便暫時借住，也有幾個人合租房子的。那引起既沒有親戚朋友又沒錢合租房子的，有的睡在橋洞裡，有的睡在山上。還有部分回家的，因為內地非典查得嚴，從北京廣東回去還沒和家人見面便被隔離了起來。
在這樣的傳言中，廠里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韋驛己經辭職了，暫時便只有他一個人住那間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時間，沈洲對我也是少有的細心和體貼。在初夏的東莞，我們象兩隻看不到未來的流浪狗，互相安慰著等待不可預知的明天。
那天晚上吃過飯，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