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詩詞是中國文學的正宗源頭，從《詩經》、《楚辭》、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路過來，由簡到繁，有雅到俗。當然，可能看小說的人遠遠超過了讀詩詞的人，但是沒關係，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在任何一部古典小說名著裡面，不管任何一個寫人物還是寫場景還是寫事件的段落，不管寫的多麼熱鬧，多麼精彩，最後總是由“有詩為證”來結尾，好像詩沒出來，這個事情就搞不定，怎麼寫都收不住，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詩詞在中國傳統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不可替代的。
毛的文化理念也大體如此。大家熟知1957年毛澤東給時任《詩刊》主編的臧克家寫了一封信，提出不宜在青年中倡導古體詩詞云云。這其實只說了一半，只說出了毛的表層思想，而深層的另一半，此後不久毛親口對梅白說出來了：“（給臧克家的信）那是針對當時的青少年說的，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們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造，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17）
其實毛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熱愛遠不止書法和詩詞，比如還有傳統戲曲，今天在韶山的毛主席紀念館中就儲存了毛生前愛聽的傳統戲曲的唱片和磁帶共2000多盒（張）。毛一生酷愛京劇，1958年在上海看《白蛇傳》，看到許仙與白娘子生離死別時，毛哭出了很大的聲音，終至怒不可遏地一拍沙發站了起來，高聲叫道：“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不留意間，早已鬆開皮帶的褲子退了下去，還是衛士李銀橋反映敏捷，搶上前去，幫毛把褲子提了起來。另有一次，毛看譚富英、裘盛戎的《捉放宿店》，其中陳宮有唱詞曰：“凌煙閣上美名揚”，毛說：“凌煙閣為唐太宗所建，漢朝的陳宮怎麼能唱得出來？”因此改之。又有一次毛看譚富英的《失空斬》，譚扮諸葛亮時胸前配一掛檀香木佛珠，毛問其來歷，乃譚祖父譚鑫培當年進宮演出為西太后所贈。毛說：“三國時佛教還沒有傳進中國，怎有佛珠？”因此改之。（18）
毛對中國傳統戲劇的酷愛一直貫穿到他的晚年，甚至在橫掃“封、資、修”的文化大革命後期，七五、七六年之間，為了滿足毛澤東的需求，由當時的文化部負責人於會詠牽頭，先後調集了津京滬三地著名的戲曲家李少春、李和曾、關肅霜、高盛麟、張世麟、厲慧良、俞振飛、蔡瑤銑、嶽美媞進京錄製經典唱段，如岳飛的《滿江紅》、白居易的《長恨歌》、辛棄疾的《南鄉子》、《水龍吟》、張元乾的《賀新郎》等等。乃至1974年董必武去世，毛聽了一天《賀新郎》，還將末句“舉大白，聽金縷”改為“君且去，莫回顧”。（19）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有時是矛盾的，比如1920年，以“打倒孔家店”為號召的“五四”運動在全國方興未艾之時，毛卻去到了山東曲阜，拜謁了孔廟和孔林。再比如毛一邊口口聲聲提倡新詩，一邊卻如琢如磨創作舊詩，還不無風趣地宣稱：“我不讀新詩，除非給二百塊大洋。”這是毛的興趣使然還是傳統文化的魅力所致？值得我們另作專門研究。
分說了書法和詩詞之後，現在我要來一個總說。即傳統文化的四性：穩定性、超越性、穿透性、覆蓋性。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大陸學界風行之後，我們經常談所謂“大歷史觀”。其實，所謂大歷史觀無非就是一個時間長度問題，在什麼樣的時間段裡研究問題，不同的問題對應不同的時間段。比如貨幣政策，面對當下，可能以十年、二十年為週期；比如人口政策，“只生一個好”，其實是對新中國前三十年人口政策失誤的一個反撥，矯枉而過正，不得已而為之。只生一個是不好的，因為它打破了兩兩相傳的人口平衡，現在小兩口來贍養四個老人的倒金字塔形的人口結構，會讓我們吃盡苦頭的，再過三十年、五十年，可能我們就要調整到“只生兩個好”了，這就是一個小歷史觀，大概以百年為期。生態問題，就至少是個中歷史觀了，起碼得以五百年為期。文化的調整週期更長，至少是以千年為期，這就是大歷史觀了。
大家回想一下，最近以來，不管是李敖還是連、宋還是慕鬱明來大陸，發表演講儘量要多背一點唐詩宋詞什麼的。為什麼？因為唐詩宋詞是好東西。《水滸》、《西遊》、《三國》、《紅樓夢》是好東西，國民黨說好，共產黨也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