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晚宴上。快到晚上八點的時候，客人們集中在與葉卡捷琳娜大廳相連的一個房間裡。大家都在等著斯大林。終於，一扇高高的門開啟了，但這並不是他，而是兩個警衛軍官。其中一人停在門口，另外一個則站在對面角上。又過了大約十分鐘。大概這裡有特定的意義：“主人”故意拖延自己出現的時刻，以便使人們更加迫切。 丘吉爾回憶道：“斯大林一直給我們很深的印象。當他進入雅爾塔的會議廳時，所有的人，似乎是一聲令下，都站起來了，雙手貼著褲縫線。”有一次，英國首相打定主意不站起來。可是，當斯大林進來時，“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將他從椅子上提了起來。 甚至在1959年，當全世界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後，丘吉爾在英國下議院就斯大林誕辰八十週年發表講話說：“對俄國而言，在面臨巨大考驗的年代有斯大林這樣一個英明和堅定的領袖領導國家，實在是個大幸。” 門再次開啟，斯大林進來了。看了他一眼之後，我感覺到似乎受到了電擊。他完全不像我的意識之中早已形成那個斯大林的形象。他個子中等偏低，十分消瘦，長著土色而疲倦的一張麻臉。軍服吊在他消瘦的身子上。一條胳膊長，另一條胳膊短——手幾乎整個藏在袖子裡。難道這就是他？似乎他被偷換了！ 從童年時代起，教育我們認識他是一個偉大而智慧，預見萬事，無所不知的領袖。畫像、青銅塑像、花崗岩石像以及節日遊行中的巨幅畫像裡，我們習慣於看見他君臨萬眾。於是，少年人的想象中描繪出了一個高大挺拔，幾乎是神話般的人。原來，他是這個樣子，不好看，甚至不顯眼。但與此同時，他出現之後所有人都不做聲了。高加索皮靴慢慢地走在地毯上，他跟所有人都打過招呼。他的手很小很小，握手有氣無力。 當時，是戰爭最艱難的時候。希特勒軍隊已經深入蘇聯腹地，打到了列寧格勒，基輔，正在向莫斯科快速推進。被迫不斷後撤的蘇軍部隊往往連沙皇時期的火槍都沒有。我曾經親身參加過莫洛托夫與守衛莫斯科的一支部隊指揮員的談話。後者抱怨說，他手下五個民兵才有一枝步槍，所以請求援助。但是，莫洛托夫熟悉情況，他斬釘截鐵地說： “步槍沒有，叫他們用瓶子打仗吧……” 就在當時，產生了聲名遠揚的“莫洛托夫雞尾酒”——裝滿混合燃液的瓶子。民兵戰士藏在塹壕裡等著坦克，然後，當坦克走到他頭部位置時，跳起來將瓶子投進排氣管。如果投進去的話，坦克馬上就會起火，但緊接著第二輛坦克的槍口頂著打死這個大膽的人。就這樣，數萬民兵犧牲在莫斯科附近。其中就有我許多的朋友。 慘敗，大片領土失守，數百萬人被俘及犧牲，儘管斯大林對人的生命十分鄙視，但這些不能不給他的面貌打下印記。但是，尤其使他苦惱的是另外一樣東西：自己對臨戰局勢估計的失誤。他對所有的預警都沒有理睬，因為相信希特勒在夏季中不會開戰。前不久他還讚賞希特勒，而現在，則不能原諒希特勒使“各族人民領袖”在全世介面前顏面盡失。這個奧地利上等兵把“絕對正確的斯大林同志”像個小孩子一般，玩弄於股掌之間！斯大林無法忘記這種屈辱和經受過的恐懼，現在比從前變得更加多疑了。甚至在人民委員蘇維埃的大樓裡，兩名警衛與他形影不離。連他到莫洛托夫那兒每次也都帶著這支護送隊伍。 有時候，從人民委員的秘書處，拐過彎要走到自己的房間時，看見從相反方向的那個角里，出現熟悉的警衛。每次這都使我感到慌張。不，那不是恐懼。我知道，這樣的相遇對於我個人不會有什麼。但是，總是出現難以抑制的下意識要躲藏起來。幾秒鐘之後，斯大林應該出現。思想在激烈地活動，怎麼辦？返回秘書處或者快快跑到自己的房間裡藏在門後？也許，藏在遮住朝內院的大窗戶的窗簾之後？可是，如果斯大林發現，有人躲在這裡，會把我當作罪犯，他會想著，我這是做賊心虛。因為，甚至當談話的對方沒有看著他的眼睛，他都可以把這個當作是謀反：“為什麼您的眼睛東張西望？”這樣一問之下往往可以決定對方的命運。 在心裡掂量過各種辦法，並且當我明白時間不再有時，我一般背靠牆等著。一行人緩緩走過。我精神飽滿地說：“您好，斯大林同志！” 他不做聲，用手臂一個的細微動作回答我的問候，然後轉彎過去。現在我可以鬆一口氣了。不過什麼也沒有呀。可為何每次遇到這種情形都會如此緊張呢？ 此外，每次，當領袖的助理波斯克列貝舍夫或者他的某個副手預先告訴我，說馬上要跟美國人談，而且要我作翻譯時，也會出現神經緊張。但這裡我有解釋——馬上要進入神殿了。於是神經高度緊張，想要把任務完成得更好，以便使他滿意。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