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出來。 我們順從地擠在人行道上，仰起頭看著。這時，臥室的門突然開啟，陽臺上出現了瓦莉雅，她幾乎完全裸著身子——只穿著便鞋和帶面紗的黑色寬簷帽。 我們笑罵著跑進二樓，擠在客廳裡。過了一兩分鐘瓦莉雅身穿黑長裙出來了，然後若無其事地開始給大家沏茶。 現在年輕的一代，在書本上讀到三十年代的艱難困苦，天災人禍以及血腥鎮壓，造成了一種印象，似乎當時蘇聯人的生活是暗無天日，極其艱難，充滿了恐懼、苦難和淚水。這個對，也不對。恐怖殘酷的鎮壓沒有觸及到的那些人，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樣，也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當人們看到情況好轉時，都會寄希望此後的進步，並且認為最壞的已經過去了。大多數年輕人重新充滿著熱情，在工作，學習，開心，戀愛——一句話，活得很充實。 但是，我這一代的年輕人都記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世界上惟一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並處在敵人的包圍之中。我們當時都認為，應該做好準備來應付各種各樣的意外事件，正因為如此，有些人苦練跳傘，也有些人參加自願訓練班，準備當飛行員。我跟幾個朋友一起加入了通訊兵班。在這一行我已經略有所知，因為幾年來一直都在自己動手作無線電收音機，此外，我的專業是電工。我們身穿草綠色軍裝，扎著皮帶，肩上斜挎著武裝帶。這種制服很像德國共產黨人的軍便服。指導我們的是一個通訊團，於是夏天裡我們跟他們一起住帳篷，參加野戰演習。 1935年九月，工業學院夜校四年級的課程開始了，所以必須轉調作專業對口的工作。不得不放棄“國旅”。我被“列寧鐵工廠”設計局接受為技工。我父親參與設計的船塢已經建造完畢，於是在波多附近的江邊開始建造客輪和拖輪。那是船身兩邊帶推進輪的那種船。我的工作，是繪製推進木輪葉運轉的那個機械的圖紙。圖紙畫好之後，再交給女描圖員進行復制。我喜歡上了其中的一個——可愛，快活的姑娘佳麗亞。我跟她做了朋友，1940年12月我們結婚了，就在那時，經過許多曲折和麻煩之後，我被任命為蘇聯駐德國大使館的一等秘書。 工作和學習佔用了整個白天。時間過得飛快。只有在星期天，也是當時惟一的休息日裡，可以休息娛樂。夏天我們玩帆船，冬天玩雪橇，滑雪，溜冰。 這幾年開始了新一輪鎮壓。在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其他紅軍高階將領被捕之後，許多技術專家，學者，作家，演員也開始消失。這架絞肉機僅僅觸及到了我熟悉的幾家人。所以，因此我當時一直覺得，在新的恐怖浪潮中由某種意義：因為它並未觸及其他人。這是否意味著，那些被抓起來的人也可能真的是有罪的？…… 1938年春天，我完成了畢業論文答辯，順利地大學畢業，獲得了工藝工程師的專業證書，被派遣到富於革命傳統的基輔“阿斯納爾”工廠，在國防企業名錄中，它的編號是393。那裡生產火炮。我將來會作軍械工程師。  
戰前歲月的反差（3）
然而，命運之神卻另有安排。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斯大林與羅斯福（1）
斯大林以為美國總統跟他本人一樣，擁有生殺予奪的無限權力，無所不能。 為了爭取主動，斯大林決定創設新雜誌。 在那些我本人有機會接近觀察的外國國務活動家之中，富蘭克林·羅斯福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我國，人們把他看作一位現實和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雅爾塔的一條主要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羅斯福總統在美國現代史上以及二戰史上佔有突出地位。在我的記憶中，他是個充滿魅力、反應敏捷、有幽默感的人。甚至在雅爾塔，當時他的身體狀況明顯惡化，所有在場的人都發現，總統依然頭腦清晰，思維敏銳。 我認為自己非常榮幸，被委派翻譯斯大林與羅斯福1943年在德黑蘭第一次會晤時的談話。當時的一切，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記憶之中。 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組成的蘇聯代表團，在我從基輔回到莫斯科的前一天啟程赴伊朗首都。我在基輔徒勞地試圖找到自己的父母，因此被迫追趕代表團。我深夜起飛前往巴庫，快到晚上才到達那裡，第二天一大早乘飛機前往德黑蘭。當天中午，我剛剛趕到蘇聯大使館，便得知我馬上要翻譯兩位領導人的談話。如果我的飛機晚到一個小時，那麼我便會趕不上這次會見，不用說這會引起斯大林的不滿，因為每次會談都是他自己挑選翻譯。 當我進入與大會議廳相連的房間時，身穿元帥服的斯大林已經在那裡了。他仔細地看了看我，於是我趕緊道歉說稍微遲到了，並解釋說是直接從機場趕來的。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