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年代的學術流派（下）（3）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宣傳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碰到了許許多多的問題，集中的表現於“三次大的論戰”。其中之一是“問題與主義”之爭。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8月，又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他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反對階級鬥爭學說，不贊成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然而胡適也表示：“我所攻擊的也只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抄襲成文的主義”。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辯論中，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同時也吸取了對方合理的意見。如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尖銳地指出，問題與主義不可分，要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首先要大家行動起來，大家要一起行動，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主義。另外也表示：“我們愈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後來，瞿秋白發表《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又從哲學高度對“問題與主義”之爭做了理論總結。他對胡適的實用主義理論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它比其他哲學都具有“積極精神”，“是一種行動哲學”，然而它的弱點在於輕視理論，把真理的標準說成是主觀的，有用的就是真理。瞿秋白還具體分析了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相近與區別，指出都強調“行”的重要性，都強調理論與實際聯絡，然而馬克思主義包含了“實用主義的積極精神”。二者的根本區別在於：真理觀的唯物與唯心；“行”要受客觀規律限制還是為所欲為；“革命的哲學”還是“妥協主義”、“市儈哲學”。由此可見，“問題與主義”之爭，不但沒有損害馬克思主義，而是透過爭論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促使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水平的提高。
另外兩次較大的爭論是“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和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也同樣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改良主義者張東蓀等人，主張中國的救國之路是發展資本主義。反對搞社會主義革命，反對成立無產階級政黨，認為“現在中國就要實行社會主義，似乎太越階了”，即太超越階段了。這一意見的合理成分，為當時主張在中國可以“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所吸取，激發他們進一步研究中國的國情。短短几年內，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方面，取得相當的成績。和無政府主義的爭論中，由於陳獨秀等人和對方反覆通訊，以平等的地位，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使若干理論問題的認識深入一步，如對領袖意志、群眾意見與法律的關係上，陳獨秀指出：“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眾心理一時感情所造成之大眾意見來代替那經過長時間理性的討論及多數決議之法律，不能不說是無政府主義最大的缺點之一”（《陳獨秀再答區聲白書》）。一部分無政府主義者透過爭論，放棄了原來的主張，轉到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經驗表明，馬克思主義不害怕批評，即使是錯誤的批評。透過比較、鑑別、爭論，特別是透過不斷的實踐，才能發展真理，並使錯誤的思想得到“揚棄”。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作風上，與其他的“學說”、“主義”比較，有些什麼不同的特點呢？這是面對中國共產黨能在短短28年時間成功地實現民主革命勝利的歷史，不能不加以思考的問題。也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幾次犯大錯誤，不能不思考的問題。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注意理論的實踐性，使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好的理論作風開端。早在中共建黨前，陳獨秀就提倡理論指導下的行動，反對空談。他說：“若是離開實際運動，口頭上的名詞無論說得如何好聽，如何徹底，試問有什麼用處？” 。在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經驗中，他反對教條主義的學習態度，主張把具體經驗與基本理論加以區別，著重學習基本理論。陳獨秀說：“事實是道理的基礎，俄事不過是一種有力的事實，不足以佔據我們的全信仰” 。“一大”前後，陳獨秀又明確表示反對照搬外國模式，他說：“共產在中國怎麼進行還要摸索”，“由於各個國家情況不同，馬克思發展形態也各異，在中國是什麼樣，還要看發展” 。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中共中央於1926年進一步提出“將理論活用到實際中去” 的口號，號召全黨到實際中去學習：“實際工作中學的知識，是我們最可寶貴的導師” 。剛剛誕生不久的中